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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启宁：富家子弟变卖家产一心抗敌 
宋老仍清楚记得当年北上抗战的誓词。 
虽年已百岁，但宋老仍每天与91岁的老伴吴美金散步。 
如今的宋老，四世同堂，家庭和睦。 
老兵的敬礼！ 东南网9月2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陈信云 通讯员 林剑冰 图/文 1916年出生的宋启宁，居住在莆田市城厢区龙德井社区。让我们惊叹的是，这位世纪老人，眼不花、耳不聋，记忆清晰。不等我们坐下，就开始伏案默写当年的《抗日誓词》，向我们讲述当年的抗战历程。 宋老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小时候住在莆田当年唯一的三层小洋楼，楼名“南岗别墅”4个字是冯玉祥手书的。尽管当时生活无忧，但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心怀革命理想，于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参加武装斗争，跟随哥哥宋启康参加革命。1934年，他和宋启康把位于城区胜利街的9间房全卖了，换来3000银元，在福清购买了12杆枪，创建莆田沿海革命武装队伍一一沿海游击队。抗日期间，宋启宁先是从莆田转移到上海参加地下抗日斗争，并于1938年跟随闽中抗日大队从莆田出发北上抗日，作为文化抗日宣传员，在南昌、长沙等地宣传抗战，教老百姓唱抗战歌曲，撰写反映农村群众抗战情况的文章等，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4月，他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从事司法工作，参加延安整风，是延安大学首期毕业生。 宋启宁老人从小跟随伯父学会英文，在延安时学会了俄文和日语等多国外语。在我们采访中，老人时不时用一些英文和俄语来讲当年情景，让我们觉得这位百岁老人实在酷。 解放后，他自愿申请回家乡莆田担任中学教师，教俄语、英语、语文等，缓解当时老师资源严重缺乏的问题，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直到1979年离休。 宋启宁的每个人生阶段都有生动的故事：年轻时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解放后选择教书育人，晚年乐于助人。他说：“再过几年，我国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准备再活几年，迎接建党100周年的到来！” 苏荣禄：滇缅公路上15岁的南侨机工 
二女儿亲吻老父亲，表达对他的敬重。 
苏老接过记者递上的闽西特产梅菜干，连说“这是老家来的”。 
每一个勋章，都铭刻在苏老心中。 
外孙从香港回来探望苏老。苏老床头上还挂着一幅“振福楼”老照片。 
一家人围在一起，饶有兴趣地翻阅永定苏氏族谱。 东南网9月2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陈信云 游庆辉 图/文 7月24日，记者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一个普通小区里，探访了一位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的福建老人——91岁的苏荣禄。 “苏老，您好！”当我们用客家话向他问候时，这位儿时在永定土楼“振福楼”长大的老人，用一口标准的客家话招呼我们坐下。他看上去瘦弱疲惫，无法站立，但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他是目前唯一健在的闽藉南侨机工。 在女儿的搀扶下，老人坚持坐起，回忆起峥嵘岁月。 1925年出生的苏荣禄，2岁时跟着二叔二婶去了新加坡，后到广州、梧州、昆明当学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12岁的苏荣禄因为人小机灵，又会讲多种方言，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大队长潘忠信的传令兵，并在随后的一年中跟着潘忠信在缅甸腊戌运送陈嘉庚“南侨总会”募捐的抗战物资。 1940年，15岁的苏荣禄进入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成为一名司机，在滇缅公路上为抗战将士运输所需的汽油与弹药。和苏荣禄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是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子弟，被称为“南侨机工”。 回想起当年的烽火岁月，苏老告诉我们，他当时驾驶的是美国产的道奇卡车，载重3吨。当年滇缅公路沿途高山、深谷、悬崖、陡坡和急弯不计其数，行车条件十分艰难。在一次行驶中，由于遭遇日军轰炸，苏荣禄情急之中跳出了驾驶室，等危险过去之后再看，驾驶室已被炸扁，车队里同行的七八名同事在这次轰炸中遇难。还有一次，他行至贵州附近，遭遇日军飞机低空扫射，一颗炸弹落下，他跳入路边三米多深的壕沟内，扭头看去，车已被炸散了。 像苏荣禄一样，32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奔走于滇缅公路之上，为前方运输抗战物资，在恶劣的环境中和日军的轰炸下，1800多人长眠于滇缅公路。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苏荣禄先后到过东北、北平、香港等地。1955年，他了解到祖国内地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建设欣欣向荣，为了支援内地建设，他和一批归侨司机一起来到山西工作，直到今天。 如今，苏老一家已是四世同堂，家庭和睦。回忆一生经历过的风雨，老人始终平静得如同讲述他人的故事。他家里人告诉记者，开车几十年未出过任何事故，这是老人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李启能：激战于湖南战场的黄埔勇士 
①抗战期间，长期开重机枪，李老的右手小拇指严重变形。 
②李老多次受伤，身上留下不少疤痕。 
③谈及抗战的惨烈，李老陷入深思。 
④李老身体硬朗，仍坚持自己吃住。 
⑤李老跟同样90多岁的弟弟一起拉家常。 东南网9月2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游庆辉 通讯员 钟茂福 图/文 7月14日，笔者一行来到武平县城厢乡园丁村，探访抗日老兵李启能。今年99岁的李老，是闽西仅存的抗日黄埔军官，他身体硬朗，思路清晰，苍老的身姿仍约略透出当年抗日军人的风采。 李启能出生于1917年，1936年县立中学毕业，1938年从军，不久作为优秀学员被选调到湖南湘潭中央步兵学校学习，在广西桂林服役。1939年8月，黄埔军校在桂林招生，李启能考取黄埔军校武冈第二学校，编入17期第七总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步科。军校毕业后，李启能被分配在陆军37军60师179团团部当少尉。 此后，李启能参加了1941年的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在1941年12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李启能已是179团3营7连中尉排长。此战，7连在湘北长乐镇与鬼子反复混战，牺牲42人，连长李豪阵亡，李启能受命代理连长继续组织战斗，最终以日寇败退告终。在1944年5月日军发动长衡会战中，李启能所在的团奉命攻击攸县之敌，策应衡阳守军。双方在老龙头阵地反复冲杀，李启能多处中弹，身负重伤，被辗转送往后方医院救治。1945年，李启能所在部队调往江西作战，最后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 1949年年底，李启能时任国军22兵团教导团少校教官，和教导团团长杨其精一起阵前起义加入解放军。加入解放军后，因为有随军家属，李老申请回乡，此后终生以务农为生。如今，李老已经四世同堂，除了耳朵比较背，身体不错，记忆力良好。平时喜欢在房子周围散步，和邻居聊天，经常自己烧火做饭。 台湾义勇队：回“唐山”抗战去！ 编者按：台湾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抗战时期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同胞同仇敌忾，共同奋战，抵御外辱。台湾义勇队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秉持“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信念，投身祖国抗战，其抗日足迹遍及闽浙赣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义勇队从1939年成立时的二三十人发展壮大，到1945年已有381人，在闽台胞是其主要组成成员。他们为抗战胜利、收复台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本报特辟专版缅怀英烈，追忆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在训练。（资料图片） 东南网9月2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陈梦婕 崇安走出的义勇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祖国大陆的台胞主要散居在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其中以福建为数最多，约有两万人。抗战爆发，日本当局迫令台胞回台，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回台湾，一部分人则坚持留在祖国大陆。 出于安全考虑，福建省政府将留闽台胞集中起来，统一安置在闽北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总人数达400多人。1938年11月，长期从事抗日活动的台胞李友邦从浙江来到崇安县，动员和招募崇安的台胞参加义勇队。 相关的回忆资料显示：当夜，李友邦在广场中呼吁台胞抗日。有人问他：“要怎么抗日呢？”李友邦回答：“可以扛起枪上前线，用日语去宣传给日本人听，让他们反战。” 1939年2月，在浙江省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另由6名儿童组成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以下简称台湾少年团），人员组成以崇安台胞为主。李友邦任队长兼少年团团长，张一之任队秘书。张编写了队歌和团歌，并由贺绿汀等谱曲。义勇队队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建阳医院里的“台湾医生”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就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福建省档案馆馆员陈风介绍，台湾义勇队当年在金华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对敌政治工作。义勇队成员熟悉日语，他们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教战士日语口号等，这是义勇队最为直接的抗日战斗。第二，医疗救护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生产报国和巡回宣传工作。 医疗救护是义勇队抗战活动中最具成效的工作。崇安台胞中从医者多达52人，其中35名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台湾义勇队成立后，率先设立了医疗工作部，1939年，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抗战时期第一家医院，之后，又相继在衢州、兰溪、建阳成立了三家医院。 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坚持到最后一时刻才奉命撤离金华，经江山，翻仙霞岭，再经福建的浦城、建阳、南平、永安，于10月中旬到达龙岩。1943年义勇队在建阳成立“第四台湾医院”。 建阳的台湾医院开张后，每日平均看诊治疗200人左右，8个月治疗病患48536名，医院对荣军、义民、贫民完全免费治疗，其余都是按成本从廉取价。他们还经常下乡义诊，因此，被前方战士和当地民众尊称为“台湾医生”。 除了医疗技术外，台湾义勇队中还有不少技术人员掌握有制造重要战略物资樟脑或药品的技术。他们在盛产樟树的闽北、浙南建立樟脑制造厂，制造出战场上所迫切需要的麻拉利亚药水、皮肤病药膏和需求量大的胃病特效药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的药品紧缺困难，挽救了众多抗日战士和老百姓的生命。 三次突袭挥剑厦门 1942年的浙赣会战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出浙江转战福建。此后，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1942年6月17日，台湾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6月30日，台湾义勇队在厦门虎头山炸了日军的海军油库；7月1日，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又投掷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名，给日伪军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撼。 此外，台湾义勇队坚持连续出版《台湾先锋》《台湾革命丛书》等刊物，后期还创办了《台湾青年》报，这些刊物在报道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的抗日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少年团用公演话剧、举办儿童联欢会、公演抗战戏剧、出版《台星》刊物、教唱日语反战歌曲等方式宣传抗战。当时前线部队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台湾人都参加抗战了，我们还不该更努力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李友邦十分振奋。当年在台抗日，“回唐山去吧”是李友邦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如今，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 ——访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张秀卿 东南网9月2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陈梦婕 “10岁是这样子的，就这么点点高。”张秀卿老人比划着书桌的高度对记者说，1941年，她与哥哥加入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队伍从福州往浙江开去，日本人的飞机一路丢炸弹，眼看着人被炸死，“我们都是小孩，怕死了”。 70多年过去了，张秀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刚到少年团的时候，小队长王正南让她摆几个姿势，发现她有跳舞的天赋，就叫老师教她舞蹈，让张秀卿与老团员们一起到浙江金华去演出，给坚守在抗战一线的将士们加油打气。台湾少年团成立伊始只有6名团员，张秀卿1941年加入时，少年团已有60余人。少年团到前线演出最多的是歌舞类的节目，比如《黄河谣》《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台湾少年团团歌》等。唱歌、跳舞、话剧……几乎什么都有。 除了在各地演出，团员们还到田里劳动、制作草鞋。当时物资极度匮乏，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一天只吃两顿，主食是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饭。虽然条件艰苦，但张秀卿觉得，在少年团的5年时光是苦难童年里最美的好记忆，兄弟姐妹们天天在一起，就跟一家人一样温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少年团的孩子们终于可以回家了。9月，他们从厦门搭船返回台湾。一到台湾，家里的床都还没睡热，少年团就又开始四处演出了。张秀卿回忆，当时台湾各地纷纷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许多台湾的老百姓看到他们的演出都竖起大拇指说：“哎呀，这么小就参加抗日宣传，很不简单呐！”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张秀卿至今都忘不了，当唱到《大刀进行曲》中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台上台下所有人都伸长胳膊做大刀状，齐刷刷地向下劈去。 临别前，张秀卿拿出一张《台湾少年团团歌》歌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人五百万不自由；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 抗日战争中，福建籍华侨筹募了大量捐款和医药等物资寄回国内，他们为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数百万的海外闽籍侨胞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 ——追忆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 东南网9月2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刘深魁 通讯员 黄国轩 郑智敏 她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的贞德”，2009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入选“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她就是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 “姑姑是我们家族的骄傲。”8月26日，在龙海市石码镇，抗日女英雄李林的侄女李舟玲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听着姑姑的抗日故事长大，从姑姑身上看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爱国精神。 李林1915年出生在龙海石码镇，1919年，随养母侨居印尼爪哇。“爪哇当时是荷兰殖民地，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李林很小就懂得什么叫压迫，萌生了反抗的念头。”龙海市政协文史员林靖华说。 1929年，李林随养母回到石码。1930年至1933年，李林先后入读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幼稚师范、集美女子初级中学，并加入集美抗日救国会。受到陈嘉庚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她的革命者性格特点在这一时期已经显露出来。 1933年，李林转学到上海爱国女中，参加“抗日救亡青年团”，写下了“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1936年，李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1937年，李林被派往雁北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亲手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积极宣传和武装青年。同年11月，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支队长，深入敌后与日伪军展开斗争，她勇敢坚定，机智灵活，指挥得当，接连获胜。1938年，任八路军120师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与日伪军作战，屡建战功。为此，她受到贺龙的接见。贺龙称赞说：“我们的女英雄，听说鬼子听了你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 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1.2万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4月26日，晋绥边区特委和群众团体等500余人被包围。为了掩护主力和群众突围，李林不顾怀有3个月的身孕，率骑兵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在腿部和胸部多处负伤后，她仍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6人。被日伪军包围后，她宁死不屈，用最后一发子弹射进喉部，壮烈殉国，年仅25岁。 台湾义勇队大事记 东南网9月2日报道 福建日报记者 陈梦婕整理 1938年 5月15日 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将居住在福州、晋江的台湾籍民众集中，移送至闽北崇安县。 11月上旬李友邦、张一之决定动员组织福建崇安的台胞参加抗战。李友邦在欢迎会上用闽南话讲演，受到台胞热烈响应。 1939年 2月19日经福建省政府批准，李友邦将第一批优秀台胞22人带往金华编为台湾义勇队，离开崇安时留崇安台胞和当地民众开大会热烈欢送。 2月22日 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在浙江省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今84号）成立。 3月 台湾义勇队设立医疗所，义务医治伤病兵民，为抗日民众服务。 1940年 4月15日台湾义勇队创办的队刊《台湾先锋》月刊第一期（创刊号）在金华出版。孙科等人为创刊号题词：“还我河山”。 1941年 12月 “台湾革命丛书” 在金华出版。第一本为李友邦著《日本在台湾之殖民地政策》。 1942年 5月底金华、龙游先后失陷，台湾义勇队退驻江山峡口，并决定立即翻越浙闽交界的仙霞岭，移驻龙岩。 6月17日，台湾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 1943年 1月1日 在龙岩创办《台湾青年》报，作为后期台湾义勇队的主要宣传基地。 1944年 2月 对敌巡回工作团协同战区政治部“战地工作团”到浙东前线开展对敌工作。 1945年 9月3日李友邦派台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携带国旗一面赴台湾。在台北宾馆升起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 9月 台湾义勇队队员集中厦门，次月先遣部队抵台。 11月28日李友邦在厦门目睹台湾旅厦同乡生活困难，将台湾义勇队官兵节余的大米2000公斤委托厦门市台湾同乡会施赈贫困同乡，此为台湾同乡会第一次办理发放救济米。 1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给两艘客轮“胜利”“胜兴”号，送台湾义勇队队员回台湾。李友邦率全体队员及其家属返台。 年底，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大部分队团员分批回到了光复后的台湾。但仍有部分队员继续留在闽、浙等地。 1946年 2月台湾政府当局命令：“台湾义勇总队和少年团解散。”台湾义勇队从成立至结束，整整七周年时间。 冒着敌人的炸弹取证 黄世谦 建瓯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第十三总站、建延师管区司令部、福建省水上警察总队第四大队、浙江金华高射炮总队均驻守在建瓯。1937年8月30日9时，日军第一枚炸弹落在建瓯城里，在随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日机对建瓯进行了176次狂轰滥炸，建瓯因此成为抗战期间福建省被炸次数最多、损失最惨的县。 冒死记录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建瓯全过程的人叫黄葵。黄葵1903年出生在建瓯，1928年毕业于上海文治大学中文系，历任省立建瓯中学、省立建瓯乡村师范学校及私立培汉中学语文教师。上海文治大学系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先生创办，受其教化，黄葵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和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黄葵等进步人士发起成立建瓯新生剧团，他亲任剧团总务股长，并出演独幕话剧《回家以后》《泼妇》等剧目中的角色。七七事变后，黄葵加入建瓯抗敌后援会组织的“七七剧团”，每次演出他都踊跃参加，在抗日宣传中起到骨干作用。 1937年8月30日，日机第一次在建瓯上空投下了罪恶的炸弹。上午9时，芝城上空机声隆隆，有如狼嗥，一架飞机幽灵似的超低空游弋。毫无戒备的市民纷纷从家里跑出来看热闹，等到人们看清楚机身上的“膏药旗”时，惨案已经发生，两个魔鬼般的黑影从日机坠下，轰隆隆两声巨响天塌地陷。生死存亡在瞬间，当场就有11人死于非命，血染热土。 面对日寇逞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中流砥柱。建瓯被轰炸后，该县中共地下党立即组织党员及进步人士，以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建瓯分会这一合法组织的名义，号召各界人士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很快，省立建瓯中学就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晨呼队”，沿街呼喊抗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唤醒民众抗日救国。“七七剧团”也更名为“抗建剧团”，演出剧目有《林中口哨》《打鬼子去》《鸭绿江的怒浪》等。黄葵一边坚持抗日救亡宣传，一边充任“战地记者”，冒死取证日机轰炸建瓯的详尽经过。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抗击，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速战速决战成了持久战，这一记就是8年。抗战胜利后，黄葵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抗日战争时建瓯被炸记实》，用铁证向世人控诉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 1938年2月25日10时，日军出动军机12架，在建瓯军用机场上空投下30枚重磅炸弹。机场汽油被点燃，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连七里街的居民都能闻到刺鼻的呛味。日军在重点打击我军事基地的同时，还滥炸无辜，惨无人道，每天都有大批的平民扶老携幼从城里逃往郊区躲避轰炸，一路上喊声、哭声、骂声交织成“大杂烩”，场面混乱，民不聊生。 随着中日战争的不断升级，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到了1939年9月，中国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主战场。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挺身而出，慷慨赴难，自始至终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沿，可歌可泣，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1942年，建瓯机场承担起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在福建中转续航的任务，机场内有一个中型油库，并在城里建有空军招待所和战地医院，为盟军提供住宿、餐饮和医疗等后勤保障。小日本气急败坏，丧心病狂地将大量的燃烧弹投掷在建瓯机场，但中国炮兵也不是吃素的，战局瞬息万变，敌对双方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鹿死谁手很难预料。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是年9月24日8时，我炮兵奋起反击，万丈怒火冲云天，击中敌机，受伤的飞机成“飞鱼”，仓皇逃窜。敌人不甘心失败，卷土重来的鬼子穷凶极恶，从机舱里对准地面一阵密集的机关枪扫射之后，对建瓯市区进行地毯式轰炸，竟连小巷也不放过。枪林弹雨，千年古城满目疮痍，命运堪忧。 抗战期间，日寇在建瓯制造类似的惨案很多。据黄葵冒着敌人的炸弹取证，自1937年8月30日至1945年3月29日，共计日机761架，侵袭176次，投弹2581枚，死伤869人，毁屋650座，铁证如山。更有甚者，日机投放的鼠疫有如洪水泛滥，3245人因而遭殃。日本侵略者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解放后，黄葵致力于用文字还原历史，用讲故事的手法，以连贯的情节脉络，叙述了艰苦卓绝的抗日往事。黄葵耕笔不辍，直至1983年病逝，享年80岁，主要遗作有《抗日战争时建瓯被炸记实》《解放前建瓯中学概况》《建瓯话剧运动简介》等，无一不是叫人牢记历史，胜利来之不易，代价十分高昂。从2003年起，每年的8月30日9时，建瓯城里都会准时响起凄厉的警笛声，提醒人们勿忘1937年8月30日的9点钟。历史的悲剧不容重演。 将军拔剑南天起 杨昌长 
穆水汤汤，蒹葭苍苍。又是一年秋风劲，又是一度芦花白。生于福安穆阳苏堤的黄烽将军，离开我们已十三个春秋了，如果今日他仍健在，恰是盈虚百岁。不禁让人眷怀绵绵、思绪翩翩…… “9·18”的炮声震醒了多少国人！这其中就有一位日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黄烽。当时叫黄宝澄，是郑眠石（郑楚云）老师的得意门生。那时，少年宝澄的胸中，早已燃起了革命火种。“要去上海沪江大学深造。”翌年，在上海学习的黄烽，意外地遇见了他日夜思念的恩师郑眠石，以及久仰的革命志士林默涵、周立波等，与这些革命者交往，更为他日后革命思想的成熟做了铺垫。 抗日烽火燃天际，将军拔剑南天起。“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再次粉碎了黄烽的书生梦，这时已在棠溪小学教书育人的黄烽，听从革命领导人范式人的建议，易名为黄烽（取从军时正值抗日烽火连天之意），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他毅然北上投身抗日疆场，东进东进，挺进茅山！ 1938年秋，黄烽随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开赴茅山地区，在南京附近的句容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此间，他还协助部队领导创建了江南抗日根据地。翌年，黄烽又东进作战，在江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和战友们神出鬼没，打得日寇鬼哭狼嚎。然而，长年的跋涉劳累，黄烽患了重疾，那年9月，他不得不与刘飞等36位伤病员，留在后方医院。由于鬼子扫荡频繁，战友们不断转移，此时已担任六团政治处总支书记的黄烽，经常与战友们在芦苇荡中与敌周旋，这就是日后沪剧《芦荡火种》和现代京剧《沙家浜》故事改编的素材出处。同年11月，“江抗”司令部成立，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不久，他下到陈挺任支队长的二支队任政治干事；随后，又调回东路司令部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他是这支队伍中少有的大学生，在当时部队里，可谓凤毛麟角。 1942年，已升任为新四军四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的黄烽，参与并指挥了江都、高邮地区的反扫荡，彻底打开了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的局面。翌年，新四军高邮独立团成立，黄烽调任该团政治处主任，此间，他又率领该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在高邮水网地区开展反扫荡。陈挺将军在回忆文章中说：“1942年底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和他并肩战斗，深入敌后，打游击、反清乡、反扫荡、打伏击、袭据点，给敌人以沉重的致命的打击。”而最为激烈的是他率团参加的车桥决战，歼敌达1000多人，接着又参加了三垛、河口的伏击战，歼敌达1800多人……“他所在的团在攻打兴化城和三战邵伯中是中坚力量，威名大震，受到粟裕的赞扬。” 解放战争中，已升任师级领导职务的黄烽，还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战役，直至进军福建，解放福州、厦门。他的功勋彪炳史册，与天地共存！ 大山里的集美学村 林生钟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侵入金门和厦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家乡集美创办的学村，时常遭到日军炮击和飞机袭扰，学校师生危在旦夕。迫于形势，远在南洋的陈校主决定将学村各校迁往内地。1939年1月，集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和高级农林职业学校、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辗转迁入大田，定名为“福建私立集美联合职业学校”。 大田位于闽中山区，崇山峻岭和茂密的植被利于躲避日寇侵扰。这里与战时省会永安仅一山之隔。山城是片光荣的红土地，1934年7月21日，红七军团抗日先遣队与掩护军团北上的红九军团一万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罗炳辉等人的率领下，占领了县城，大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这是一段日渐远去却日益鲜亮的历史。时防日寇内侵，公路已全被破坏，学校设备、图书、生活用具，全靠师生肩挑手扛。于是从沿海到大田的崇山峻岭中，出现了一支背着行装，唱着抗战歌曲艰难跋涉的队伍。 学校的条件特别艰苦，学子们散布在山中的树林里自习。学校迁入后不久，日寇六架战机轰炸大田城，集美联校借住的文庙等处被炸，图书和仪器损毁殆尽。郊区玉田村民在乡贤的发动下，慷慨地腾出了范氏祖祠、龙兴殿、太保宫、观音堂等宗祠、庙宇和民居，供给学校办学。村民收起了祖宗的牌位，中断每年一度的祭祖活动，欣然接纳了内迁的集美联校，直至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 在迁驻玉田村的8年时间里，集美职校有14个班614名师生，大家和村民相濡以沫，亲如一家。玉田的乡亲们把集美学子当成自己的子女，帮学校劈柴、挑水、采药治病，大嫂们为学生缝补浆洗、端茶送药。师生们也把乡亲当亲人，农忙帮工、节日慰问。 联校被炸后，师生团结在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制作各色小彩旗写上抗日标语，举行夜间火炬示威游行，还运用集会声讨和街头宣传、下乡演出、教唱歌曲、刷写标语、板报漫画、义卖义捐、编书出刊、签名宣誓、动员从军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褒奖抗战英烈的事迹。大家穿着草鞋，背着道具，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从城里走到乡下，从县内走到县外去演出。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师生统一着制式服装，配设军事教员，开设抗战理论课和军事战术课，训练学生的侦查谍报、枪械使用、车马驾骑、单兵战术、捕俘格斗、化装、游泳等技能。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访问了延安和重庆后，于同年11月回到故乡福建，专程来到玉田村视察集美学校。11月15日，陈嘉庚在欢迎大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了题为《有枝才有花，有国才有家》的著名演讲，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号召团结抗战到底，盛赞延安丽日清风，勉励集美学子读书报国。 大田集美航海学校在内陆山区坚持办学。师生们在深山里自己编教材，在均溪河边搭高台练跳水，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枝独秀，战后成了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航运公司的骨干，一些人担任了万吨远洋轮的船长。 抗战胜利后，校友叶惟奏从日寇手中接收金门，担任金门县的首任县长；庄纡出任台湾高级农业专员，率大田集美高职农校大批毕业生到台参加光复接收工作和经济建设。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第二军分区首任司令员、永安地区首任专员的林志群，在校就读期间已经担任了中共地下党大田县委第一区委书记兼集美职校党总支书记；新中国的首任国家篮球队队长黄柏龄，享有“球坛宿将，诗坛奇才”之雅称……大田集美职校人才济济，被外界誉为抗战时期的福建“西南联大”。 嘉庚先生的长孙陈立人称，这段历史铭记着陈嘉庚先生的胸怀与足迹，记载着福建人民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抗争与觉醒，记录着集美大学、集美航海学院、集美水产学院、集美轻工业学校等曾经的苦难与坚韧，讲述着集美职校人与大田人携手共克时艰、共铸辉煌的风范。 在集美职校的旧址上，陈嘉庚铜像拄着拐杖昂首挺胸。先生风尘仆仆、目光炯炯，玉田“第二集美学村”从此回荡起琅琅书声。铭记一段历史，抗日救亡的故事在山城的天空永远闪亮。 同心同德一壮歌 ——读钟兆云长篇纪实《落日》 李 援 
作家钟兆云的长篇作品《落日》以纪实方式，承载闽台抗日战争这一沉重的“历史记忆”，在坚硬的历史叙述里展示民族形象，融进文学表现力，呈现出特有的担当意识和人道人性的深刻检省，可说是对闽台共同抗日的一次致敬。 在铺张扬厉的宏大叙事里，我们看到了民族的脊梁。《落日》的书写与状绘，有一个同一指向，就是把我们的视角内置于中国人身上最硬的骨头——脊梁。其中的大气魄、大情怀所提示的是大主题——在浓重的战争烟云之中，“脊梁”的血被烧沸了，然而历史的这一页也永远铭记了人类巨大的伤痛。这里的民族形象绝非单维构成，更是闽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抗战壮举的多元集合，“是钢铁的一群”，也是新历史主义语境下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化身。 作品凸显召唤英雄主义回归的意旨。“福州作战”一章在共产党员庄天和拉响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中完成了英杰形象的再现，也袒露了大湖战役的惨烈。“永安这座山城”通过对羊枣、卢茅居、王亚南等人的回望，让人们追怀文化阵地上进步文人刚正的风骨和挺立的脊梁。“民众御侮气壮山河”讲述了长乐雁头村、莲角村、五龙村等村发生的乡土抗战故事，唤醒普通民众对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是息息相关的深度体认。而“大陆在这头，台湾在那头”一节，通过叙述和追忆发生在鼓浪屿百年园楼主人们身上的抗日故事，展现了台湾知名人士及台湾义勇队为抗战所做出的应有贡献。这些纪实文字以复原历史本貌为着力点，锻造和点绘着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的英雄品格。 在展览着战争的背景下，海外侨胞的作为，也是很吸引后世读者的。“陈嘉庚组建‘南侨总会’”以侨领陈嘉庚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为主线，“胡文虎以爱国为天职”则通过侨领胡文虎捐助药品和宣传抗日等细节，赋予了他们爱国主义的情怀与温度。 与传统的叙事不同，《落日》并不是各种历史信息的生硬堆砌，而是聚焦人性的深邃和幽微，对人文主义精神不断扬厉。“文斗：50年留下不死的民族气节”叙述了台湾新文学奠基人赖和亦医亦文，时常免费为战乱中的穷人看病，在医院内附设阅览室，主动进行爱国抗日宣传。赖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友善美德和不屈外侮的民族精神。“硝烟中归来的版图”描写了国共合作、同仇敌忾的大背景下，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曲折往事，祖国母亲的营救工作，让“亚细亚的孤儿”切身体验到世间的真情和大爱。由是，在作品的气象和作品的成色之上，无疑加重了某种心灵深处的慨叹。 如把这些篇章连缀组合起来进行解读，不难发现，中共抗日武装是怎样成长壮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不难发现，对日本地缘政治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闽台有着怎样的民族伤痛；不难发现，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格局是来之不易的，对维护亚太和平的作用是深远的；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在民族危机的顶点，又是如何锻炼自己的民族精神，重新找到了民族复兴的起点。 如从另一种闽台重要研究视角来看，《落日》可视为一部信史。因其史料甄别扎实，事件持之有据。既有历史研究成果，又有新的探索考证。无论何时何地阅读，都会让中国心为之一动，如同看到历史上一阵长风绕战旗。 这部作品力求还原原态和本土性，整体形成了勾连古今的气概。作品不是用二分法单向度地叙写国军御寇或共军杀敌，而是采用二者或多者共叙的话语方式，稳实流畅，读来荡气回肠，极富感染力。语言中的修辞因素，具拓展视点的新鲜感，又不失自然的法度。 历史必然启迪现实。作家在“绝非多余的后记”中，以对人类生存层面和心理活动充满知性内涵的剖析，指出历史的伤痛不可能进入沉沉的睡眠状态，作为战争主要策源地的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始，背离其“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深情地呼唤人类的良知和人性的尊严，表现了作家博大的悲悯之心和深重的忧患意识，在淋漓尽致的笔墨挥洒中，深入到人类的命运皱褶里。以我东方哲言视之，“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谢维添 
一 抗战胜利七十年，倾国庆贺夜无眠。 中华儿女齐奋进，富国强军莫等闲。 众志成城御敌顽，杜绝国耻再重演。 二 炎黄儿女同敌忾，八年抗战降魔癫。 科技强军磨利剑，血泪历史铭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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