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聆听抗日战场之外的不辍弦歌

重生

大学内迁，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在战火中坚持教学与科研。忧患之中，为中国战后重建与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在战火纷飞、物资极端短缺的严酷环境中，迁徙中的大学非但维持着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还得到了扩张。战争结束时，中国大学由１０８所增加到１４１所，学生从４万多增加到８万多。

在烽火年代，对待学习，战时如平时。以浙江大学为例，浙大三迁广西宜山，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１４个月，直到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遭遇敌机轰炸。如此紧张的局面，大学也就停课三天，还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据校方介绍（１９４１年），抗战以来，浙大由杭州至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每学期实际上课周数平均在１８周左右，如果加上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近２０周。这等于说，浙大在迁徙过程中不曾停课。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９３岁的胡邦定，１９４２年考上联大历史系。他是在重庆参加考试的，由于时局危险，“一个小时内如果有警报重新考，一个小时后轰炸的话考试有效”。

胡邦定回顾了当年师生们“苦中作乐”的经历：１９４２年１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祥熙家人回重庆，带狗乘船，而当时一些国宝级人物都没有位置上船。《大公报》发文讨孔运动。教授中国通史的吴晗如是评之：“南明有蟋蟀相公（玩蟋蟀的宰相马士英），今有养狗院长。”胡邦定说：“吴教授引经据典讲历史，令人印象深刻。”

金岳霖不讲教科书，让自己看，上课提问，如果不准备会被问得很狼狈。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学没有教案，只有一根粉笔，一个纸条都没有，讲究“历史要活学活用”。

陈岱孙有两块手表。当时学生吃不饱，总盼着下课赶快去吃饭。陈先生说：“我有两个手表，不会晚下课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的时候警报多，早上八点到十点，晚上四点到六点上课，其他时间躲警报。

弦歌在，证明信念还在，这也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关键。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稳定下来后，师生排除干扰，全力以赴教学、读书。

“爱国主义情怀推动，同仇敌忾多难兴邦。”胡邦定说，大半个中国被日本人占领，成为激励师生好好教书、读书的动力；难能可贵的是，联大鼓励新思想，“学术无创造是死的”。

老师们把所有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养上，教学态度的认真超乎想象。这些学生战后或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或到国外进修。西南联大一共出了１９０多个院士、４个外籍院士。他们的成绩，证明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教学质量是可以信赖的。

战后西南联大硕士毕业生杨振宁和本科生李政道被政府送到美国进修，分别荣获诺贝尔奖。杨振宁多次提及，他到美国后发现，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平比美国好大学一点都不差。战争没有停止中国大学前进的步伐，这里说的，不仅是学生数量，也包括学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