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文坛反法西斯斗士后代聚厦 忆抗战时期的儿时经历

海西晨报讯（记者 陈巧恩）“号角吹动/鼓声隆隆/伟大的胜利多么光荣……”77岁的马来西亚作家杰伦（笔名）昨天在厦门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唱一支歌。”于是，老先生在演讲台上声音洪亮地唱了起来，引发台下热烈掌声。这是在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学术论坛，也是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开幕现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厦门市社科联、厦门市社科院、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以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中有一些是当年文坛反法西斯斗士的后代，如高云览的女儿高迅莹。还有一批是在当年反法西斯创作的影响下不断写出反法西斯作品的“老文艺战士”，包括马来亚著名作家萧村、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公共服务勋章获得者骆明、现任菲华作协副主席柯清淡等。

儿时那首歌

为抗战英雄凯旋而唱

尽管70年过去了，杰伦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首歌的歌词、旋律以及当年胜利的欢欣。

“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我才4岁。我经常很庆幸自己可以活到今天。”杰伦说，这是一首他在幼年时期学会的歌，为凯旋的抗战英雄而唱。

上世纪40年代，东南亚诸国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广大华人华侨组织与当地人一起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抗，并无私地支援祖国抗战，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均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得到体现。身为作家，杰伦也多次用笔记录下那段不能忘却的屈辱历史以及那些英勇抗战的人们。

可以说，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百年历史上，“二战”是其作品最丰富的时期之一。

说童年记忆

自称中国人致母遭掌掴

以研究东南亚文学著称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文华在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他认为，东南亚的抗战和中国的抗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抗战文学对东南亚有直接的影响，“自1939年起，南下的中国作家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和王纪元等分别在《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担任编辑，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巴人、杨骚、金丁、高云览等作家更加勤力奋笔，号召行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学向前发展”。

栾文华还讲述了他童年的记忆。1939年，他生于吉林。“小时候有一次坐火车，大人逗我玩，问我是哪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结果，被伪满乘警听见了，他走过来，给了我母亲一巴掌，冲我们吼：‘你是满洲人，不是什么中国人！’”虽不打在自己脸上，但这一巴掌让栾文华至今都能感受到火辣辣的疼痛，“即使是孩子，也会渐渐懂得国恨家仇”。

谈为何改名

听起来简单却刻骨铭心

战争也给骆明的童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因为逃难，我们全家去了新加坡。没想到，短短几年后，日军侵占东南亚。”1935年，骆明在厦门出生，原名叶昆灿。1937年，南京沦陷，国内硝烟四起，年幼的骆明跟着父母逃到新加坡寻求太平生活。

然而，上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南亚。“那时候，我正是该上小学的年纪，但是没办法，战争期间3年多没学可上。”骆明说，抗战胜利后，可以上学了，为了不显得超龄，他直接上小学3年级，“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样的学生生涯多么艰难”。

那时候的骆明，当起了一字不识的三年级学生。“原名中的‘灿’，繁体笔画一共16画。母亲说，你不会写的，所以，改名为相对简单的‘骆明’。”

后来，骆明在新加坡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教师、华文作家，近来更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公共服务勋章。但他永远忘不了自己因何改名。谈起改名的事，骆明说：“听起来简单，但令我刻骨铭心。”

　　高迅莹。（资料图）

高迅莹谈父亲高云览和《小城春秋》：读了一辈子还是没读懂

年过八旬的高迅莹女士似乎一辈子都在写父亲，包括《高云览文集》和《永远的丰碑———纪念高云览诞辰100周年》都是由她主编。但是，对于父亲高云览影响了一甲子时光的著作《小城春秋》，她总是说，“还没读懂，读一辈子也没读懂。很多事情是要随着年龄和经历，慢慢去体会的”。

高云览1910年生于厦门桥亭街。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诗歌会”，与杨骚、白薇、穆木天、叶以群、蒲风等一起活动。几年后，他到南洋当老师，参加“马来亚抗敌后援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2年，与胡愈之、郁达夫等文化人士流亡苏门答腊群岛。1950年举家回国，定居天津，并写成《小城春秋》。

这是一部著名的描写革命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它以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厦门破狱斗争为背景，反映了1927年到1936年中国革命斗争的一角。

1956年12月，高云览因病英年早逝后半年，《小城春秋》出版，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当时曾有“北有《青春之歌》，南有《小城春秋》”之说。

高迅莹依然记得，父亲创作时，每天，天一亮就进书房执笔耕耘，常常会忘了吃饭，忘了休息，终年足不出户，几乎没有节假日。

在最近写的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高迅莹详细地记录着《小城春秋》付印的是第6稿。“那是1956年春天。”高迅莹悲叹，“谁能想到，那年6月13日，他因病永远地去了。他常说，《小城春秋》付印后，要到工厂、到农村、到海防前线去体验生活。他还说，要好好写一写移山填海，修建鹰厦铁路的勇士们和海防前线的英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