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奎：难忘战斗经历
躺在病床上的红军战士吴大奎患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青光眼、白内障，已入院8年，有听力，有思维能力，语言含糊不清。从他的陪护嘴里得知，他早年参加红25军，跟着徐海东长征到延安。作战中头部4次受伤，腿部曾中4弹。1947年2月被华野3纵授予“三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记者问他的战斗经历，他用手比划，口中含混不清地说道：“脑袋打坏了，腿打坏了……淮海战役……孟良崮……打游击……打日本鬼子……打炮楼。”指着腿比划：“枪打的，炮打的……”
刘洪才：和鬼子拼刺刀
刘洪才，102岁,耳聪目明,胳膊有劲,个子不高，说起话来声如洪钟。1932年鄂豫皖红军入川时，刘洪才的父母亲分别任当地的苏维埃主席和妇女部长，后被害。弟妹逃散。孤身一人的他于1933年9月参加了红军，在红31军93师当战士、宣传员。听说他在抗日战场上和日本兵拼过刺刀，记者问他当时的情形。一提打鬼子，他激动起来：“山西辽县战斗中，我当排长带兵守阵地，子弹打没了。日本兵嚎着‘呀！呀！呀！’杀上来，一个日本兵挺着三八枪对着我的胸膛刺来。老子一拨挑开刺刀，一个突刺，戳进鬼子的肚子。刚收拾了这个日本兵，‘呀！呀！呀！’又上来一个，老子又把他收拾了，缴了两支枪。日本鬼子有啥子，吼得凶。”
谢德华在老宅前迎接志愿者
谢德华：
亲人离，独居老宅中
晒宝贝，此生最荣耀
92岁的谢德华，毕业于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17期步科的抗战老人，曾在第62军151师452团任副营长、团部参谋，1944年参加了62军增援衡阳方先觉第10军的战斗；1949年10月在江门起义后归乡。因参加过悲壮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老人至今仍觉殊荣。
谢德华背部微驼，穿一双破旧的蓝胶鞋，从高圆圆手中接过慰问金时，老人一度言语哽咽。记者从村民口中得知，老人本有二子二女，妻子解放前就已去世，他以一手之力将儿女养育成人，但在“文革”期间父子反目。约五年前，在台湾的老部下得知谢德华在步入耄耋之后，仍居住在一间有百年屋龄的老屋里，于是捐资为他修建了一层小砖房，以避风雨之苦。
志愿者透露，就在去年，老人被儿子撵出了住所，无奈之下，谢德华被迫迁回老屋居住。父子为争房闹上法庭，判决至今没有下来。昏暗破败的老房，既未通电也未安装自来水，烧饭用蜂窝煤，照明靠煤油灯。老人没有固定的收入，仅靠远嫁他乡的女儿有限的接济。为补贴家用，谢德华养了两箱蜜蜂。
谢德华把钥匙挂在裤腰上，一根脏兮兮的绳索套在一端。踏进老屋的大门，庭院内杂草丛生、朽木堆积。众人随其进入老屋左边一间低矮的黑屋，那是他的卧室，打开手电筒才能看清床铺，一股难闻的味道直冲鼻孔。屋内潮湿、凌乱、窄小，没有落座的地方。一直以来天一擦黑，老人全靠一盏微弱的油灯在屋内摸行。
即使年过九旬，老人身体仍算硬朗，他称自己每天还坚持散步。与志愿者谈及抗战经历，其满脸激昂滔滔不绝，忆及同乡阵亡难掩伤悲，庆幸自己“好彩，没死”。甚为悲哀的是，当年的起义证书和黄埔军校学员证，早已在历史动荡中遗失。但1987年后补发的证书，老人一直仔细珍藏着，他小心翼翼地捧出来给众人看。志愿者们笑称，一件一件“晒宝贝”是他最觉荣耀的事。
抗战老兵曾巽德行军礼
曾巽德：
国有难，投笔去从戎
历坎坷，豁达又从容
92岁的老兵曾巽德，家住蕉岭县新浦镇同福村。一条并不宽阔的溪水穿村而过，这里也是淞沪会战时期，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而声名大振的将领谢晋元的故乡。曾巽德见有志愿者前来探望，躬着身站在门前迎接每一位人，才缓缓回到屋内。
老人居住的房屋经过翻修，虽无完好的家具，但整个居室甚为整洁。在此次寻访老兵的行程中，曾巽德是唯一一个将家什收拾得如此整齐的老人。他背驼得有些严重，但迈步平稳精神矍铄。据其在东莞打工回家探亲的小女介绍，老人的儿女家境贫困，数年来老人因为无任何经济来源，生活全靠自己自理。让老人万分感怀的是，黄埔军校同学会每年会给他寄送一笔钱。
“风云起，山河动，黄埔建军声势雄，革命壮士矢精忠。金戈铁马，百战沙场……”或许从未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人为寻访老兵而来，曾巽德显得很是激动，高声唱起了学生时代在黄埔军校桂林分校受训时的陆军军歌。儿女担心老人过度兴奋，递上茶水以示休息，却被他弃置一边。曾巽德称，他一生都以黄埔军校为傲。
1942年元旦，曾巽德在老家辞去教职之后，到新20师任特务连少尉连附，部队在岳阳新墙河与日军对峙。第四次长沙会战期间，所在部队在郴州安仁县九如山跟日军交战。曾巽德先任特务连上尉连长，后任师部少校参谋，在茶陵被日军飞机炸伤左大腿，长沙失守后在郴州南边一带防守。抗战胜利后部队到郴州受降，后到江西临川整训，新20师番号取消后调到第四军。
曾巽德以清晰的思维和流利的口齿，将他一生的故事和盘托出：从17岁教书，到之后投笔从戎，再到投奔前线抗战。曾巽德坐定后，抗战往事一一道来，为让探访他的志愿者过足“历史瘾”，他从屋中捧出一个红色的木盒，展示他甚为珍视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肩章、抗战纪念章等。在众人围观之余，他一度兴奋地举起右手，展示当年的军礼之姿。午后的阳光，将老人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
老人能将历史典物保存得如此完好，这让志愿者们都感到非常惊讶。谈及过去尴尬的历史年份，曾巽德表现出了惊人的豁达。他回忆自己在“文革”中，也曾受到不小的冲击。“当时这些东西面临毁灭之灾，我将它们放在了最易见的地方，结果“红卫兵”没有发现。这印证了一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老人一席话，将众人逗得捧腹大笑。他更笑称，自己老当益壮，如今能等来国人对抗战老兵的关注，也算遗愿已了。
李震亚：血战滇缅公路
83岁高龄的李震亚老人很健谈，作为黄浦军校18期学生，老人家亲身经历了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
对于自己在上个世纪40年代参加的那场战争，老人一直说，“我只是赶上了战争的结尾，经历的不多，但是那段历史是应该被人们记住的。”国难当头学生投笔从戎
李震亚老人的家乡在浙江台州，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时，他正在南京念书。
“当时并没有急着跑回家，没有意识到日本鬼子会长驱直入，直到‘八·一三’以后，眼看着日本人轰炸上海，然后是南京，我就跑回了家乡台州。一路上我们走到哪里，日本人就跟在后边追打过来，那滋味可不好受。”李震亚老人回忆，“当时只是想着不能当亡国奴。”
时间到了1940年，一个机会忽然摆在李震亚面前：黄埔军校在浙江金华招生的报纸广告吸引了他。
“一点没有犹豫，我和几十个同乡同学一起直奔金华。在那里进行了笔试和体检，考试的内容有作文和数学。后来我接到了录取通知，终于能够参军为国效力。”李震亚说。
松山大捷打破了滇西战役的僵局。日军认为，在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战斗可以称为“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除了缅北的密支那以外，就是松山和腾冲，而这三个“玉碎战”都是由中国人打下来的。
1944年底，取得龙陵会战胜利的中国远征军和原本在缅甸作战、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分头向畹町推进。此时，李震亚随左路军追击日军，直到次年2月进入缅甸。
李震亚回忆，那时部队行走于深山小路中，时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行军，有时驮炮的骡马掉到山沟里，部队还需要再下去把炮件找回来。曾经有一次，部队早晨发现已经追赶到日军残部的前边，于是再回头攻击。
“我们后来发现已经没有日本鬼子可打了，正在纳闷时传来消息，两路中国军队已经在1945年1月28日在缅甸会师，整个缅北滇西反攻取得全面胜利。”
说到最后，李老感慨道，“当年是被日本人追得离开南京，后来参加了缅北滇西最后一战，是追着日本人把他们赶出国，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是很痛快。”
卢连峰：子弹穿透身体
卢连峰1922年9月2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富锦县。1937年2月，加入东北抗联。1945年8月，担任苏联红军通河县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曾被授予“骑兵战斗英雄”称号。后被编入四十七军一六零师到湘西剿匪。1950年，调任空军地勤航空站站长。1952年，调任中南空军工程大队参谋长。1960年，任中南空军后勤部修建部副部长。1978年离休，现居广州。
1938年，为躲避数十万日本关东军的疯狂围剿和经济讨伐，也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大军逐步放弃了原有的一些根据地，向西突围寻求转机。
1938年农历十一月，卢连峰随部队穿越原始森林齐膝深的大雪准备西去绥化。开始时，部队每天能走四五十里路。不到一个月，由于没有粮食补给，路况又不好，连二十里路都走不到了。不少骑兵只能忍痛将最心爱的马匹杀掉，让大伙填饱肚子。后来，马鞍、树皮、野草根都成了食物。进了腊月，卢连峰所在的队伍与王明贵领导的抗联第六军的一支队伍在绥化会合，原本三四百人的队伍损失了近1/3。卢连峰所在的十一军四团和六军九团整编成了抗联第三路军四支队，支队长是雷炎，政委是郭铁坚。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四支队奉命到山下村里去弄粮食过年。年三十那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和日本关东军的骑兵团遭遇了。情况非常危急，前有日军汽车堵截，后有关东军骑兵团的追击，四支队腹背受敌。
卢老陷入深深的回忆中：“战斗是在一个叫李老卓屯的地方打响的。当时，四支队的四团和九团分住在李老卓屯的东西两侧。关东军的骑兵团很阴险，开始时并没有直接冲到村内，而是先用小钢炮远程打击，不少老百姓家的房子都被打坏了，村里弥漫着浓浓的硝烟，10米之内根本看不见人。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黄昏，由于敌众我寡，武器也差，我军逐渐被日军包围。如果僵持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支队长雷炎果断命令大家，想办法突围，谁的马快谁先跑。连长一把扯住我，大声喊道：‘小卢上马，快跑！’随后将我扶上了马。没跑多远，我忽然看见跑在前面的一个机枪手的马匹受伤了，立刻停下来冲着他大喊，让他赶紧下马跑。这时，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从尾椎骨射入，从大腿根部射出。一阵剧痛，我感到一股粘粘的东西开始在大腿上流淌。头立刻变得昏昏沉沉的，只能双手搂着马脖子继续向前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当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时，发现隋团长正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一名战士正在用雪给我搓手。由于失血过多，我的手早已经没有了血色。团长告诉我，支队长雷炎为了掩护战士撤离，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家把他埋到了冰窟窿里。”
突围之后，四支队牺牲了四十多个战士，出来的战士迅速向山上转移。卢连峰苦笑着说：“要不是我那时忍着剧痛再次骑马突围，估计那次命就没了。”
此次受伤后，卢连峰就被送到了一个叫做老金沟的地方养伤。三个月后，他又返回了十一军军部，开始为二旅旅长高继贤当警卫员。1939年夏天，高继贤在十一军与海伦县警察署的战斗中牺牲。卢连峰又开始给抗联三路军六支队政委于天放当警卫员。
老兵刘英：儿童团长带鬼子走向地雷阵
1940年冀中初秋的深夜已浸染寒意。日军从饶阳县城出来抢粮了。地雷战那时已在冀中平原开始应用，鬼子进村无不提心吊胆。这一次，日军的卡车不敢走车道进大城北村，而是在村东头就远远停下了。日军派伪军先从小路进村，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带到村东头集中，逼问他们哪里埋有地雷，好让工兵除掉。
面对长时间沉默的村民，鬼子急了，拔出了腰刀。这时，人群里站出一个人说：“俺来告诉你！”
此人正是儿童团团长刘英。“人群里的青抗先队员后来告诉我，那时他们都把肠子悔青了：那晚怎么就让这小子参加了行动呢？这回可全砸在这小子手上了！”说到此，刘英呵呵笑了。
鬼子们立刻将刘英团团围住，追问他地雷埋在哪里。刘英没答话，他反问鬼子有没有糖。鬼子忙说：“有有有，糖大大的有！”接过鬼子递给他的糖块，刘英小心地把糖装进衣袋里，而后他告诉鬼子：“这里没有地雷，俺们不认识地雷。”鬼子大笑：“好！没地雷好！你的，在前面的带路，我们一起进村去！”
“你为什么向鬼子要糖吃呢？”记者问。刘英有些得意：“那样鬼子才觉得你是个小孩啊。”
刘英走上了车道，狡猾的鬼子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原地不动，直到看着刘英在晨光中渐行渐远。乡亲们满是疑惑：怎么回事，那铁西瓜全瞎了？只有青抗先们看得明白，他们按“之”字形埋设地雷，刘英当时不仅看得清楚，而且记得很牢，现在刘英走了个直线，是从雷与雷之间的空当走过去的。
鬼子要进村了，10名伪军的后面是4名日本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踏上了车道。地雷炸响了，从浓浓的烟雾中传出敌人的嚎叫声……
没多久，刘英被准许加入村青年抗日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40年9月11日这天，就成了刘英入伍参加革命的时间。仅一个月后，刘英转为正式党员，宋老师正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戴润生：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戴润生已经在老爷庙附近的山上埋伏了快两个小时，周围安静极了，他的双眼紧紧盯着山沟里的公路，日军还没来。
下了一夜的雨，树叶上还在滴着水，而戴润生的衣服早已湿透了，9月末的山西，有些凉了，初升的太阳还不能让他冰冷的身体感受到温暖。
老爷庙在平型关东十多里路，戴润生和他的战友，115师的战士们正在等着日军的到来，这是第一次和日军交战，他们已经盼望很久了。68年后在上海的家中，戴润生对记者说，“那时候求战心情非常急，巴不得一过黄河就跟日本人打”。
1937年9月25日拂晓时分，戴润生和他的战友经过一夜的冒雨行军到达老爷庙一带，从凌晨三四点开始已经埋伏两个小时左右。这之后的两天一夜里，115师打了一个胜仗，袭击了走进埋伏圈的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21旅团42联队的运输队，歼灭1000多人，缴获大量汽车和骡车运送的物资，这就是“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虽然以后再没去过平型关，戴润生依然能用笔画出当时那里的地形，提起来他还是很开心，“那一仗，打得很痛快”。
张朴生：一双布鞋挡刺刀
面对冷血的日本鬼子，参军后的张朴生苦练刺杀技术，决心以铁血对冷血。
60多年后的今天，岁月已侵蚀了老英雄张朴生硬朗的身躯，但说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老英雄的眸子里仍不时闪过恰似电光的英气，像当年烽火的回射。
经历过10几场大大小小战斗的老英雄也挂过彩，是在打石岛时受的伤。
经过战争死神甄别后的老英雄身体比较抗折腾，虽屡染小恙，但无大碍，2002年前后，年过八旬的老英雄还能骑车20公里，到海边钓鱼。
还是回过头来说，老英雄60多年前，是怎样躲过背后鬼子刺来的这一刀？
当时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不及日本人, 于是八路军常常采用夜战、近战, 近战常用的便是拚刺刀。当代都市人也许无法体会冷兵器时代的刺刀喋血对拚。作者曾经问过张朴生老英雄："拚刺刀时会不会有些犹豫?" 我不敢用"怕"这个词, 张朴生老英雄反而直截了当:"你是想问怕不怕吧? 嘿, 那时候哪有功夫想这些, 再说, 越怕死, 死得越快。"
拚刺刀是很残酷的，这就不仅要求士兵有很好的刺杀技术，而且要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可不是隔着山头放枪，而是直接面对对手的眼神、体味、喘息，敌人、战友的尸体瞬间便在你的面前倒下，流满地的肠子充斥你的眼，血腥味充溢你鼻孔，怒吼、惨叫、呻咽塞满你的耳朵。
八路军装备不如鬼子，远距离交火是要吃亏的，靠近了，以铁血对冷血，一命换一命。毕竟是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受得了对等消耗，甚至不对等消耗。但这不是说鬼子刺杀技术不行，他们训练严格，技术精湛，而且士兵配有帆布防护带来防护腹部，早年的鬼子甚至像狗一样戴着皮项圈，因为当时中国军人很多用大刀，最著名的是喜峰口一仗，砍得鬼子头颅纷飞。鬼子兵认为，身手分家，魂便回不了老家了，所以戴上皮项圈。鬼子的身高虽普遍矮小，但许多家伙长得粗壮结实，肌肉发达，无论是突刺还是格挡，都训练有素。而且，鬼子的新兵往往进行丧尽天良的对活人刺杀训练来练胆，练手。所以通过拚刺刀撩倒鬼子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话扯得远了, 背后鬼子刺来的一刀刺上了张朴生没有?
戳上了，但戳到张朴生背包中的一双新鞋上，没有戳透，这时旁边的战友赶过来, 一刺刀捅上了这个偷袭的鬼子。张朴生老英雄告诉作者，我们用的刺刀说是刺刀，其实是自制的刺锥，不像日本人的刺刀有良好的出血槽，刺锥出血槽功能不好，扎进去，血往往放不出来，刺锥就拔不出来。
战友的刺刀这时就拔不出来了，鬼子这时还要做垂死挣扎，张朴生返过身来，一刺刀将鬼子钉在地上，让其魂归东瀛。
宋述分：被鬼子子弹打穿胸膛
一颗子弹穿过梨树林，在空中飞行百多米后，打中宋述分。子弹穿过他上衣口袋中的笔记本和一元津贴，从左下胸进入，又从右侧第八根后肋骨处出去；没有痛感，只是觉得胸部一闷，头很沉，整个人就仰到战壕里去了。
宋述分是在刚刚爬出战壕时中弹的。15分钟前，他还在西北300米处的一堵矮墙后，端枪对着日军扫射，并扔了一枚手榴弹。他刚刚十五岁，遇到战斗就兴奋。他所在的连队分成三部分，其中连长陈海山带着一个排在东南方向的战壕里迎战。当时，指导员发现有一队鬼子兵偷偷潜入连长所带部队的后方时，就让通讯员赶快去传递情报。未成年的通讯员迟疑了一下，宋述分便自告奋勇地跑了过去。
穿过一片梨树林，跳进7尺宽、1人深的战壕，宋述分告诉连长要小心敌人抄后路，然后爬出战壕准备赶回去。想着来时路上纷飞的子弹，他弯下身——就在这一刹那，锐利的子弹穿过他的胸膛。
宋述分睁着眼，看见手中的大枪被甩到地上，子弹哗地从弹夹里散了出去。不知道为什么，小便开始失禁，尿混合着血一起向下流，把整条裤子都湿透了。他的神志开始模糊。
日本鬼子的攻势越来越强，部队开始撤退。连支部副书记宋振恒一只手拿着驳壳枪射击，另一只手把宋述分抱起来，用胳膊夹着，顺着战壕一路向西撤。
宋述分事后得知，宋振恒在撤退的过程中，胳膊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如果不是他的那条胳膊挡着偏一点，子弹恐怕就又一次穿透我的胸了。”65年后，大难不死的宋述分仍然为自己的侥幸生存心怀感激。他的战友，有些就在撤退的过程中中弹，没有被抢救下来。
鬼子没有追多远。处置过伤口后，宋述分被放到了村口一位老奶奶的家中养伤。“我苏醒后，不能动也说不了话，出血太多，身子太弱。老奶奶屎一把尿一把地伺候我，一口水一口饭地喂我。”那次伤好之后，他就离开了“救命奶奶”。他一直忘不了这位奶奶，越到老年，这种想念在他的头脑中就越真切。
2005年春节前，在吉林省居住了60年的宋述分因病住院，他第一次和女儿讲起这段往事，泪流满面。这么多年了，他想回去看一看，到老奶奶的坟前祭拜。女儿帮他了了这个心愿。6月18日，他来到河北省武强县老奶奶的坟前。
这里就是冀中了。逝者如斯，而往事历历在目，他的青春就是在这儿伴着枪林弹雨度过。
刘捷：树皮加糠做"拉糕"吃了三个月
让刘捷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1941年反扫荡期间，她连续吃了三个月的树叶、树皮和糠。
刘捷回忆说，老百姓的家里每户都有很多缸，多的十几个，少的也有三五个。春天的时候，老百姓就将柳树叶、槐树叶等好几种树叶采摘下来，装进缸里，用盐腌起来。
那年秋季反扫荡时，运到山里的粮都吃完了，但又不敢轻易回到村里，所以只有将树叶和糠放在一起蒸熟了吃，还将榆树的皮和糠做成“拉糕”吃。刘捷连续吃了两三个月这样的食物，“吃了连大便都拉不出来”。
一次，和刘捷分在一个村子的通讯员在山上遇到一个卖猪肉的，估计是老百姓家的死猪肉。通讯员很兴奋地告诉了刘捷，于是，刘买了半斤猪肉，通讯员买了一斤半，但是因为很久没吃过荤菜，所以两人都拉了肚子。
1942年，刘被调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二所任副指导员，专管党的工作，后又调到三分区卫生部任指导员，1944年任冀晋军区医院指导员。解放战争期间，刘参加过辽沈战役、四平保卫战、平津战役等等，直至南下解放广州。
“我经历的都是很平凡的事情，不值得写。”2005年7月21日，82岁高龄的刘捷几次强调说。
杨士斌：在南泥湾教王震读古文
那时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子盖
1941年，杨士斌从晋察冀军区调到延安军政学校学习。1942年，正好三五九旅到军政学校要人，杨士斌就没回晋察冀军区，来到已在南泥湾开荒一年的三五九旅，在政治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
来到三五九旅，杨士斌跟部队官兵一样，拿着镢头就到山上开荒。南泥湾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水源充足，但山上荆棘遍布。战士们管这些难缠的灌木叫“棵子”，也叫“狼牙刺”。开荒就是把棵子除掉，把土翻过来，盖住草，翻成垄，然后就可以直接种粮食了。杨士斌这个学生出身的宣传干事，从没干过农活，可热情极高，他知道这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军队。当时蒋介石派50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只老母鸡都不能飞到边区”。毛泽东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们曾经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杨士斌那双没干过农活的手，一下就磨出了血泡，因为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脚也一样，还有棵子野草扎的，那时他们戏称自己是“炮兵旅”。杨士斌还记得当时的一根镢把，已经磨掉了一小半，上面有许多小坑，黄色间着红色，那是血水浸染而成的。三五九旅是真正的官兵一致，杨士斌还记得七十八团的团长与劳动英雄展开劳动竞赛，一天开荒三亩。他记得当时最高纪录好像是一个劳动英雄创下的一天十亩。旅长王震因为常有事在延安处理，后来还成了延安卫戍区的司令员，所以在南泥湾的时间并不多。他一到南泥湾就到山上开荒，王震说，“不开荒这个旅长就白当了”。
有一次王震从延安回到南泥湾的时候，叫人打听谁懂古文。同事们推荐了杨士斌。原来，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说，谁要是读了《陈情表》而掉眼泪，其人必不孝；谁要是读了《出师表》不掉眼泪，其人必不忠。王震是个工人出身的干部，不知道什么《陈情表》和《出师表》，很郁闷，于是要找人教教。
当时的南泥湾条件很差，没处买《古文观止》，杨士斌就凭记忆把《陈情表》和前后《出师表》默写出来，用毛笔抄好。一句一句地教王震。王震也很谦虚，遇到不懂的字句就问，一个星期左右，杨士斌就完成了任务。贺龙来南泥湾时听说了这件事，就跟王震开玩笑说“你要尊重老师，要叫杨干事做杨老师才行”。但毕竟王震是首长，杨士斌不敢答应。贺龙说，那就叫你“老夫子”好啦。于是“老夫子”这个外号就叫开了，没人再叫杨士斌做杨干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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