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绿色化”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绿色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持续保持，不走样不变形，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要扩大影响，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色，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和法律保障，必须依靠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具有重大意义。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和法律保护生态环境，正是当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

所谓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国家制定或社会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和准则的总和，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原则、法律、规章、条例等正式的条文制度，也可以是伦理、道德、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所以，生态文明制度，既包括约束性的硬规定，也包括引导性的软规则，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生态文明中“文明”二字的核心要义。

如果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硬实力，那么先进的制度体系就是生态文明的软实力。生态的好与坏，具有一定的天然因素。但如果制度不好，再好的生态环境，都会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反之，如果制度建设合理有效，环境恶劣的荒岛沙漠也能变成绿的海洋。制度建设具有投入低、持续久、较稳固的特点，尤其是在当前，加强制度建设将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

我们对生态文明制度的认识是一个日益深化的过程。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中央和各地在制度探索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入快轨道。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耕地、水和环境保护制度，健全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的内容：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标准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完善经济政策，推行市场化机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从而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总结起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既包括针对各级决策者的决策和责任制度，如生态文明综合评价、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空间规划、责任追究、管理体制等，也包括针对全社会各类当事主体的执行和管理制度，如生态文明管理制度、有偿使用、赔偿补偿、市场交易、执法监管、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等。

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完善科学决策制度，提高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领导力，改革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用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实绩作为任用干部的依据。另一方面要强化法治管理制度，提高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能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立法进程，特别是地方人大要加快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条例。按照建设“五位一体”布局要求，推动现有各种法律的“绿色化”调整。此外，还必须形成生态道德制度，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自觉行动能力，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公众的现代环境公益意识和环境权利意识，逐步形成 “利益相关，匹夫有责”的社会主流风气。要将公民环境权明确地确立在宪法中，加大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力度。

当前，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实施促进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美国的“绿色新政”，日本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德国的“绿色经济”研究议程等表明，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这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

中国发展需要“绿色化”。世界“绿色化”大潮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

我们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绿色化”与“新四化”并提，倡导生产方式“绿色化”、生活方式“绿色化”、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绿色化”交流，这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并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举措。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同与支持。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和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全球“绿色化”发展理念，为我国进入全球“绿色化”发展理念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前沿创造了条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认识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大国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双重压力”，看清楚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趋势，意识到我国自身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并正面临“中等收入困境”等国内外因素，以全球视野进行谋划和布局。

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绿色经济规则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等“里约+20”后续行动，主动施加影响力，努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和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绿色科技交流，将我国的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