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英烈：王助

弄潮儿勇向潮头立

王助入党之日，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也是星火燎原的年代；是民族危机每趋深重的年代，也是抗日救亡的怒潮日益高涨的年代。王助入党之后，成了一个活跃在白色恐怖黑夜里的播火者，一个挺立在抗日救亡怒涛中的弄潮儿。在校内他按照党的指示，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真理。他在学生集会上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地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残害青年的罪行，闻者无不动容。据当时英华中学国文教师陈遵统先生解放后作的《王生哀辞》中回忆：“王生所列讲题中感不绝于吾心者有二：一为《学生之悲哀及其出路》，一为《中国青年悲哀的原因》，语时，几乎垂泣涕以道之，知其在旧时代所受痛苦，极感深矣。”足见王助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之一斑。在校外，他曾和洪履和、叶兴杰、江雅谷、蔡家犹、方近文等进步同学一起发传单、贴标语，举行集会，宣传党的救国主张。他积极配合郑维新同志领导的肃劣会、互济会查抄日货，惩治奸商，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在斗争中表现勇敢机智。有一次基督教青年会放映电影《西线无战事》，这是一部反战影片，但选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之际来上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王助和洪、叶等同志事先作了周密计划，由他率领几位进步同学，带着大批揭露国民党恐日、媚日和反击卖国罪行的传单，抢先分别占据楼座四周，一俟影片开映，灯光乍灭，传单突然象雪片一样纷飞下来，剧场顿时轰动起来。王助等人趁着群众抢传单的混乱之际，安全撤离。有一次，他把一包裹好的传单，突然塞给坐在黄包车上的一位警官，待到警官明白过来，已经找不到王助的影子了。他甚至大白天也敢于在街头散传单，作演讲，跟反动军警周旋。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王助深入到福建学院进步学生中去开展工作，鼓动抗日反蒋，积极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学校党小组。先后发展张汝砺、罗佑、方近文等同志入党。

  一九三二年秋，王助从英华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时值“一·二八”事变后，他不仅从事学运工作，并深入到黄包车工人中去，发动罢课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反动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而且深入虎穴，到西苑兵营开展兵运工作，鼓动东北籍爱国官兵要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王助的革命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恐慌，要他离开燕大。党组织考虑到王助的安全和工作需要，决定调他回福建工作。他于这年冬返回福州继续领导学生运动，由叶和中同志设法办了转学手续。当时厦门地下党也遭到破坏，好些同志被捕，厦大的工作局面也难打开。王助遂于一九三三年秋转入厦大经济系，住在襄萤楼一O三号，同室有洪冠瑜、洪履和、叶兴杰等同志，都是曾经风雨同舟的同志好友。因此这间寝室实际成了地下党的指挥部。在这里。他们讨论过重大的决策，传达过上级的指示，刻印过革命的传单。王助以他的组织才能和魄力，很快打开了局面。他组织和发展了“反帝大同盟”，同时以张汝砺，叶兴杰，洪冠瑜等为骨干，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吸收进步学生二百余人，开展各方面斗争，如出版刊物《现代文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马列主义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活报剧、街头剧等，搞得十分火红，使校园内外政治气氛大为活跃。十九路军入闽后，王助曾利用该部上层将领与蒋的矛盾，开展争取十九路军的活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俗称“闽变”)，王助抓住战机，多方设法，携带宣传品，深入十九路军驻厦部队，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激励官兵爱国精神，号召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收复失地。

一九三三年冬，王助因参加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离开厦门，乘英商“三海”轮船到汕头，经潮州、上杭，前往红都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