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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后，叶飞任新四军团、旅长、副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建军历史的几个关键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针发出一系列指示，不仅对新四军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也是引导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将中共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变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4 个支队8个团。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奉命下山，于1938年3月下旬到达皖南岩寺，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代号良团），叶飞任团长，副团长阮英平（不久即由吴焜接任），下辖3个营，共计1300余人。 经过短暂整训后，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率领下，于6月中旬挺进苏南茅山敌后；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于7月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由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于策应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经宣城、芜湖开到泾县军部附近的铜陵、繁昌、南陵地区。数月后，军部将第一支队第一团和第二支队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整训。而叶飞率第三支队第六团的第一、第二两个营赴茅山地区，改属第一支队领导。 1938年10月1日，第六团东征苏南，挺进茅山，在从皖南到茅山的8天行军途中，就与日伪军打了7仗，提高了对日作战胜利的信心。当年12月23日，叶部正式归入第一支队建制，从此，叶部便在陈毅麾下转战大江南北敌后，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威震敌胆的主力。 到茅山后，叶飞率第六团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很快适应了丘陵和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以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等战术，取得了白兔、宝埝、延陵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为此，支队司令员陈毅于1939年5月特地写了一封题为《献给良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写道：“我首先指出良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中最突出的。回想在去年冬天，大家不发用费，用茶叶当烟吃，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无菜吃，吃光饭。而你们能做到逃兵很少，能继续争取战斗胜利，维持模范纪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保持和发扬。这是我良团的特色，可做本军的模范。”“我们今天不应讳言，在最初东征时期，你们中间曾经有极少数人过高估计日寇的战斗力，但是你们经过6个月的战斗，在白兔、在高庙、在宝埝、在下蜀、在龙潭、在延陵，你们与日寇交手，打败了日寇。” 尽管打了不少胜仗，但由于受到国民党的羁绊以及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思想的影响等原因，部队的发展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建军初期，新四军在长江以南有3个支队6个团总共18个营。第一、第二支队4个团东进时，被军部留下了第四团的1个营。不久，军部将已到苏南的第一团、第三团调回皖南，而叶飞第六团调给陈毅时，也被留下1个营。这样，除教导队外，军部在皖南就掌握了3个团又2个营共11个营，而在苏南敌后却只有7个营的兵力。那时在苏南敌后，国民党部队从淞沪战场撤退时，遗留下大量枪支弹药和散兵游勇，各类民众武装蜂起，是新四军迅速发展自身力量的大好时机。新四军如能像华北八路军那样，大胆地把部队撒到敌后，一定能得到快速的发展。正是由于手中兵力不多，致使陈毅在总结江南敌后斗争的名作《茅山一年》中，不无遗憾地感叹：“可惜我们的力量薄弱，不足以言此。” 1939年2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抵达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精神，对新四军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陈毅返回苏南后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决定派叶飞率第六团向京沪铁路以东挺进，陈毅还亲自到部队作动员报告，要求叶部通过向东作战解决人、枪、款的问题，相机建立敌后根据地。 就在部队待命出发的前一天，项英从军部给陈毅发来急电，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范围，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会被敌人消灭。陈毅与叶飞对项英的意见进行了反复讨论，叶飞保证部队挺进东路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一定能够发展。最后，陈毅断然决定叶飞部即日东进，并对叶飞表示：“部队到东路被消灭了，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我陈毅负责。” 1939年5月5日，叶飞率第六团东进苏（州）常（州）太（仓）。由于此次东进之行是突破国民党第三战区藩篱的秘密行动（第三战区不准新四军过丹阳以东），当时为保守机密，叶飞事先向第三战区请了长假，东进时化名叶琛，副团长吴焜化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化名汪明，政治处主任刘松青化名刘飞，部队改番号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 
江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叶飞在东进途中 向东作战，直逼沪郊 5月31日凌晨，江抗第二路途经江阴与无锡交界的黄土塘，与下乡“扫荡”的日伪军200余人遭遇，叶部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以机枪、手榴弹压制敌人，并与敌展开白刃搏斗。激战至6月1日中午，毙伤日军30余人。正当叶飞指挥部队继续扩大战果之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侧攻，致使日军趁乱逃脱。江抗第二路挺进东路首战获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士气。 6月24日夜，江抗对驻守在苏州与常州之间浒墅关火车站的日军发起袭击。次日凌晨1时，部队兵分两路，一路趁夜色摸进兵营直扑日军兵房，用步枪、机枪、手榴弹猛袭酣睡中的敌人，炸毁车站；另一路破坏铁路桥梁。此战历经一个多小时，干净利落地全歼日军队长山本以下20余人，使京沪铁路停车3天。苏南人民奔走相告。对此，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还在上海外文报纸发表通讯。从此，江抗部队的旗子在苏南正式打了出去。 7月上旬，叶飞率江抗继续东进。中旬，先头部队第二支队（相当于营）经嘉定抵达青浦观音堂地区，与当地抗日游击队会合。7月23日，第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率部追击逃敌，一口气追了30余公里，天黑后追到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他们趁着夜暗，把伪警察和办事人员关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冲进机场，看到停着4架飞机。这时，机场四周碉堡里的日军打开探照灯开枪射击。因地形不熟，廖政国怕与敌纠缠对己不利，于是一面收拢部队撤退，同时命令部队点燃敌机。机场上顿时火光冲天，廖部无一伤亡，安全撤退。 叶部东进敌后，神出鬼没，纵横驰骋，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初步建立了以阳澄湖东塘寺为中心的苏（苏州）常（常州）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通过东进，部队的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战士的武器都换上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枪，而且班有轻机枪，连配重机枪，还先后支援兄弟部队100多挺轻重机枪。短短数月时间，部队人数也从东进时的700人扩大到2000多人。 向北发展，威震苏皖 1939年10月初，江抗奉命西撤丹北地区休整。11月底，整训完毕的江抗部奉命北渡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沿袭管部新四军挺进纵队番号。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化名聂扬，任挺纵副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下辖4个团。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趁路东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调到路西，后方空虚之际，纠集第一一七师、独六旅及地方常备旅、保安旅共8个团1万余兵力，分多路向安徽省来安县新四军第五支队路东中心区半塔集发起进攻。当时第五支队在半塔集地区仅有留守部队和后方机关共约2000多人，而且新战士居多，武器装备差。双方兵力悬殊。江北指挥部获悉后，一边严令留守部队固守半塔，一边急调周边各方力量支援。 3月22日，叶飞接到陈毅电令后，立即日夜兼程增援半塔。他于23日亲率新四军挺进纵队4个营主力，从驻地吴家桥出发，西渡运河，向西急进。部队在跨越天（长）扬（州）公路时，与100多名日伪军不期而遇，立即发起突袭。不到一个小时，将一小队日军和一个连伪军干净利落全部歼灭。叶飞深知救兵如救火，来不及打扫战场，就指挥部队继续前进。24日，部队赶到距半塔集东南10公里的马集附近，发现集镇里驻有顽“忠义救国军”。当初江抗在苏南与该军交过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部队顾不得疲劳，冲进镇子，打得顽军措手不及，仓皇撤退。接着，叶部又接连打下马集周围几个村庄，突破了顽军半塔集包围圈东南面的缺口。 26日，叶部继续向半塔集攻击前进。此时，韩军增援部队独六旅主力2个团也由竹镇向马集攻来。两军相遇勇者胜。叶飞一声令下，随着冲锋号响起，挺纵第一团前卫连长汤万益抱起一挺机枪如猛虎般率先冲向敌阵。第一团参谋长廖政国也指挥10多挺机枪一线排开，向敌人猛烈扫射。独六旅还没缓过神来已被扫倒一大片。经3小时激战，挺纵全歼对方1个整营，敌余部向竹镇来路方向逃窜。此时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也从路西赶到。 3月27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和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部从路西东返，当即决定部署反击，由罗炳辉、叶飞任前敌正、副指挥。从29日起，新四军分3路大举反攻，将韩军迫退至三河以北。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基础。5月4日，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四指示》中指出：“叶飞在江北的发展……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这是党中央对叶飞所部挺进江北发展的充分肯定。 半塔集战后，挺纵就地休整了一个多月，于5月中旬奉江南指挥部令回到吴家桥地区，即遭到1000余日伪军两路夹击“扫荡”，奋战一昼夜，最后不得不转移到位于泰州西北15公里的郭村休整。韩德勤借口新四军“侵占”其下属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的防地，煽动二李出兵。6月下旬，李长江向挺纵下达最后通牒，限其3日内退出郭村。叶飞将情况分别电告刘少奇和陈毅。刘少奇复电说：由于你们积极活动，顽固派必然迟早会向你们进攻，你们要准备与选择适当的地形位置，能够固定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陈毅复电则说避免冲突为上策，撤到吴家桥再打为中策，在郭村打为下策。叶飞召集中共苏北特委正、副书记韦一平、惠浴宇以及挺纵团以上干部召开联席会议，经再三考虑，权衡利弊，最后决定保卫郭村，并复电陈毅。陈毅在江南接电后立即命令陶勇火速增援郭村，并电告叶飞：“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候我到时再议。” 6月28日，李长江倾13个支队（团）兵力四面猛攻郭村。在郭村民众支持下，叶飞部打退顽军28日、29日两次总攻。30日夜，叶飞以攻为守，命廖政国带一个营分路出击夜袭，将顽军逐出数里之外。不料，此时又接到刘少奇来电，说原定增援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不能如期赶到，而新四军第五支队也无法前来增援，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幸亏陶勇率苏皖支队疾驰100公里及时赶到郭村，使形势稍有缓和。30日夜，为打破被包围的不利局面，挺纵第一团团长乔信明、政委刘先胜率2个营主动向扬（州）泰（州）线出击，插入李军后方，一举占领重要据点宜陵，歼其3个支队（团）部。 在驰援而来的陶勇苏皖支队配合下，加上李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长王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长陈玉生率部阵前起义，挺进纵队取得了战场主动权。7月2日，新四军粉碎李长江组织的第三次总攻，赢得郭村战斗大捷，部队直逼泰州城下。在泰州城唾手可得的态势下，7月3日由江南赶到郭村的陈毅为继续争取二李中立，便利新四军东进，下令即时收兵，并主动释放全部俘虏，归还部分枪械，还派代表持其亲笔信去见李明扬，表明新四军“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不变。为表诚意，陈毅还主动与李明扬直接通话，愿将郭村、刘集等地全部让出交还二李。李明扬答应重修旧好，帮助新四军东进，并许诺在韩德勤今后进攻新四军时严守中立。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陈毅、粟裕于1940年6月底、7月初先后率江南部队过江北上，与已在苏北之叶飞、陶勇两部会师。7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江都塘头成立，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3个纵队、计9个团7000余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经过深入动员和组织准备，陈毅、粟裕于7月25日挥戈东进，于 7月28日攻占黄桥，歼灭保四旅守军，并争取该旅特务团起义。随后又乘势南进，攻占靖江县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挫败日军两次报复性“扫荡”，很快开辟了纵横100公里的新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粗具规模，新四军的威信也与日俱增，人民群众积极参军拥军，热烈要求新四军长期驻扎黄桥，保护地方，打击日军。 9月上旬，韩德勤命其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姜堰，封锁粮源，以图将新四军逐步压缩到沿江狭小地带，引诱日军向新四军合击。此举不仅给新四军带来极大困难，也引起了当地绅商民众的极端不满。为疏通粮源，解决军需民困，新四军于9月13日攻取姜堰，又于9月30日主动退出姜堰，让给二李，以争取二李中立。 韩德勤视新四军退让为软弱，决定进攻黄桥，吃掉新四军。他于9月30日命其部兵分3路扑向黄桥。10月4日上午，韩军第三十三师首先向黄桥东门发起强攻，先后攻克黄桥东面的小焦庄和发电厂。至下午2时，向东门的进攻进入高潮，第三十三师先后7次冲到东门，双方反复争夺，战斗呈白热化。下午3时，从高桥南下的翁达独六旅前锋已抵达黄桥以北3公里处，完全进入新四军设伏地带。预伏之叶飞第一纵队立即分路出击，将独六旅切成数截，首先攻击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独六旅后方，趁势将该旅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歼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第三十三师为扭转不利局面，仗着人多、弹药充足，拼命猛攻东门，守军防御工事大部被密集炮火摧毁，部队伤亡甚大。韩军曾一度攻进东门。第三纵队司令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亲自挥动马刀，率领部队硬是把韩军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枪，将韩军死死顶住在东门外。在中共苏北区委的组织下，黄桥及周围地区民众纷纷成立担架队、纠察队，掀起了支援前线、保卫黄桥的热潮。镇上60多家烧饼铺的工友日夜赶做烧饼支援新四军。5日夜半时分，粟裕见时机成熟，命王必成率第二纵队切入韩军背后，断其归路。叶飞率第一纵队不顾激战独六旅后的疲劳，挥师南下，奋力攻击第八十九军司令部。陶勇亦从三纵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正面出击，完成了对韩部第八十九军的合围。经一夜激战，至6日清晨将该军全歼。中将军长李守维乘马逃跑时失足落水溺毙。此战，新四军以少胜多，歼灭韩军主力12个团及保安旅一部，共计1.1万余人，俘韩部师、旅长以下军官600余人，缴获步马枪3000余支、手枪200多支、重机枪24挺、轻机枪135挺、炮8门，还有大量军需物资。 黄桥战役的结果，使苏北国共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新四军掌握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权，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起根据地。 战略反攻，车桥大捷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率全军7个师。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一师，师长粟裕，叶飞任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政委。作为主力，第一旅在讨伐叛逆李长江、苏中三分区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取得一系列辉煌战果，受到军部和华中局的多次表彰。 车桥是距淮安城东南20余里的一个大镇，镇内驻有日军第六十五师团2个分队、伪军1个大队600余人，这里碉堡林立，是该地区敌军指挥中心。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决定发起车桥战役，并由叶飞负责具体指挥。3月1日，叶飞在野战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作动员布置，决定此战采用攻坚打援战术，他将参战部队分为3个纵队，以1个纵队攻坚，2个纵队打援。攻坚部队先从湖垛方向作佯攻姿态以迷惑敌人，然后于3月3日午后，分南北两路向车桥急进。5日凌晨1时50分发起突然进攻，出其不意突破围墙，冲进车桥镇内，向日伪守军逐街、逐屋、逐碉发起猛攻。经20小时激战，新四军歼灭日军70余人、伪军500余人，攻克日伪碉堡53座，完全占领车桥。 在车桥攻坚战的同时，从5日午后至7日下午，布置在车桥外围小王庄、韩庄等地的打援部队先后打退日军5批援军，日军大队长山泽大佐毙命。至13日，日伪军从淮安、宝应地区10余处据点全部撤走。新四军车桥战役取得攻坚打援的双胜利，共计歼灭日军大佐以下官兵383人，生俘日军山本中尉以下官兵24人。此战打通了苏中和苏北根据地的联系，扩大了根据地，解放了淮宝地区数十万群众，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战信心。数十年后，叶飞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车桥之战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叶飞率部东进北上，转战苏皖，以不断的胜利忠实地践行了党中央制定的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发展方针；扩大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敌后民众中的影响；锻炼了部队，提高了在丘陵、平原、河网湖区作战的信心；部队的人数和装备也得到了迅速的壮大；更重要的是，通过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进一步加深了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的自觉性。叶飞身上体现出来的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敢于胜利的钢铁意志、胸怀大局的协作精神、敢于担当的崇高品质，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仍然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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