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台谈判与《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3年11月20日，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这一事件亦被称为“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其“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精锐部队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讨伐”十九路军，而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则暂取守势。这样，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东面、北面压力大为减轻，出现了一个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时机。“福建事变”的发生源于十九路军与中共中央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份协定中包含了：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政治犯；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省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本协定的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等等内容。这一重要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则是在“王台谈判”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1933年1月，为发展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力、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7月1日，中央军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福建开辟新苏区、粉碎敌人准备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部署，决定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东征入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7月初，东方军由江西入闽作战。在连城朋口，东方军全歼十九路军区寿年部两个团。8月26日东方军占领延平的峡阳，随后包围了延平城。东方军首长依据延平城三面环水、城墙厚实的实际，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打击来自水口、沙县的援敌。当时，延平由国民党十九路军驻守。东方军“围城打援”后，在夏道、西芹等地与敌人展开的几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而敌人则伤亡惨重，这使得有“抗日”铁军声望的十九路军将领大为震惊。东方军入闽作战，十九路军连遭惨败，蒋介石坐山观虎斗，不但不肯派兵来援，反而一再追究军事责任，通令全国，斥责十九路军“剿共”不力，遗失口令信号，泄露机密，打击该军威信。十九路军面临着不“剿共”必为蒋介石所不容，而“剿共”又将为红军所消灭的严峻局面。这一切使得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总指挥蔡廷锴等意识到继续参与“围剿”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又兼之陈銘枢（原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蒋光鼐、蔡廷锴的直接领导）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对陈铭枢的主张，蒋光鼐、蔡廷锴也很支持，其高勇，都愿意与红军和谈。于是，十九路军领导人决定在福建延平前线与东方军领导人谋取联系。

9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写信给朱德、毛泽东，并委派陈公培（原名吴明，陈銘枢的幕僚，曾经为共产党员，后脱党）化装成农民并带随从4人前往当时战争的前线，距延平西南60里的王台。 22日，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收到了陈公培送交的蒋光鼐、蔡廷锴信件，彭德怀深感事关重大，需请示中央。次日凌晨1点，中央局回电指示三项谈判条件：（一）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23日上午，彭德怀、滕代远以及受中央委派的袁国平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等人举行会谈，地点设在王台上大庙东方军司令部隔壁的八角楼，这次会谈史称“王台谈判”。会谈中，陈公培首先说明蒋光鼐、蔡廷锴等愿意与红军和谈，共同反蒋抗日之来意，保证十九路军“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员，取消经济封锁”等，同时希望“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亦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向陈公培表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反蒋抗日的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并要求十九路军“不干涉红军现已占领与围困之福建地区。蒋系走狗刘和鼎、周志群全部防地，十九路军不得侵入，增援延平之谭（启秀）师须退至水口。”并表示，当蒋介石军队进扰福建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陈公培对此表示无意见，并将谈判之内容借东方军司令部电台，电告蒋光鼐、蔡廷锴，电台几次呼叫不通。是日下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将谈判之情况电告项英、朱德、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同时，亦拟电稿用陈公培从福州带去的密电码译发蒋光鼐、蔡廷锴，但电台仍呼叫不通。后来改为以彭德怀名义，回信蔡廷锴，信中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同时，也批评其以往剿共的错误，并告以反蒋抗日之大计，请十九路军再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负责人直接谈判。28日，彭德怀、滕代远派人护送陈公培到延平对岸返回福州，临行前还向陈公培交代，要他敦促蔡廷锴再派代表赴瑞金谈判。

陈公培从王台带回的消息使得陈铭枢十分高兴，他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希望他们再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去会见中央红军领导人。10月6日，陈铭枢抵达福州.蔡廷锴也由延平回到福州。他们从“王台谈判”的情形中意识到，共产党和红军对于双方的合作是有诚意的。10月上旬，蔡廷锴委派徐名鸿（十九路军秘书长）和陈公培赴瑞金与中共中央继续商谈合作事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化名潘健行、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进行具体商谈，在某些问题存在争执与分歧时，最终还是取得谅解，并于26日，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⑽。

瑞金的谈判是在“王台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则是将“王台谈判”商议的基本内容通过文字形式进行了正式规范和确认。十九路军正是与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毅然联合广东李济深的一部分军队，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于1933年11月发动“福建事变”， 11月20日下午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反蒋，并愿意停止“剿共”内战，同红军合作抗日。协定签订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中华苏维埃政府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为秘书常驻福州。

“王台谈判”和瑞金《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签订，不仅促成了“福建事变”的发生，对于巩固苏区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