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史》的“新”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是当代美国大学最通行的通史教科书，反映了新一代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观念。原作英文书名为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直译为“传承与交流：从全球视野看历史”，并没有一个“新”字。中译本之所以名之为“新全球史”，并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因为该书彻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早已超越了全球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唯有“新”字能够体现出该书在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上世纪60年代，19世纪以来的“欧洲中心论”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成为西方世界历史学反思和批判的重点。全球史作为一种新的通史修撰观念，就是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反思中出现的，其要旨在于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查，是一种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国内读者熟悉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就是全球史研究领域的先驱，他们提出的“月球立场”和“非国家叙事单位”充分显示了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决心，各自的代表作《全球通史》和《西方的兴起》自从六七十年代问世以来风行一时。但囿于方法论的局限，他们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彻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世界历史杂志》于1990年创刊之后，全球史研究继续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者和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关注的重点不局限于通史，切入问题和阐释方法更加多样化。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Jerry Bentley，1949-2012）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互动”这一概念，指出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无论如何是独立存在的，但是独立存在的同时，也是与其他文化之间进行交往的，“互动”就是各文明之间关系的本质。刘新成教授对“跨文化互动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基于这种认识，本特利成为将西方传统文明史体系与当代全球史观成功‘嫁接’的第一人。”而这一成功的“嫁接”具体体现在本特利所著的《新全球史》一书中（该书的另一位作者是夏威夷大学赫伯特·齐格勒副教授）。

《新全球史》既以“跨文化互动”关系来解读全球历史发展，其中心任务即在探讨“独立”与“交往”的关系。在书中，本特利以“传承”和“交流”两大主题生动地再现了世界历史的纵横发展：“传承”主题关注个别社会的形成、维持和衰落，即再现不同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交流”主题直接关注了沟通、互动、网络和交换这些能把个别社会与更广大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再现了不同社会之间的横向联系。针对“互动”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文化传播的总体趋势是核心文化从文明中心缓慢地向外扩散，且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核心文化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三个因素——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互为因果，由此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史上各文明的态度上，《新全球史》也极力做到平等和公正，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非常细腻地处理了人类历史上几乎绝大多数地区和各国的历史，并将单个社会、单个地区的历史投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展现了全球的文明史发展和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以上古历史为例，书中论及了旧石器时代的纳图夫、绳纹文化和切努克等定居地点，论及了新石器时代的耶利哥和卡塔·瑜育克这样大型的村庄和城镇，在讲到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等大国文明和有影响的大文明时，也关注了腓尼基人、犹太人和赫梯人创造的文明，吕底亚、苏丹和努比亚文明等一些小文明也在叙述之列，而且对这些文明与“大文明”之间的互动叙述得尤为详尽。

更令国内学者感慨的是，从2000年首次出版以来，《新全球史》一直保持着最“新”的内容。作者追踪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不断地修订、更新《新全球史》的相关内容，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修订至第五版。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是英文第三版的中译本，2014年又推出了第五版的中译本。对照这两个版本，读者会发现很多变动，如对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哥伦布交换、冷战等问题的探讨，或者增添了史料说明，或者加强了观点分析，或者改变了理解问题的角度；列出的参考文献保留了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不断添加新的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根据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每一部分进行重新总结，反映了历史学发展的时代特征。据了解，尽管杰里·本特利已经病逝，但他的合著者赫伯特·齐格勒将会把该书的修订工作继续下去，力争要以最新的史料反映世界历史的发展。

这些做法为《新全球史》的“新”字赋予了新的内涵，也为国内世界史教学提供了借鉴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