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沙村古韵

沙县古称沙邑，沙村，沙村县。1600年前，她还只是一块沙源地，曾经黑瓦土墙的老房子一栋挨着一栋，阡陌交通，小巷曲弯。1600年后，高楼林立，大道坦途，车水马龙。“金沙县、银建瓯、铜延平、铁邵武”，沙县在历史上以物产丰富、民风古朴、商家睿智而著称。沙县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福建母亲河闽江发源于建宁，自上而下，到沙县水段，相对水势平缓，并绕虬城而过，又坐拥下游的古县和琅口（镇头）两大商埠。沙溪河穿城而过，可以说，沙县是一座因水而生的城市，沙村文化是沙溪河流域文化的标志。

洞天岩，文明的碎片

发源于凤岗镇马坑自然村的黄岩溪，在经过约3.5公里的流淌后，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洞天岩溪。在洞天岩，那股涓涓细流因山势峭拔而作短暂的汇合收势，一出岩口便绽放出一条壮观瑰丽的大瀑布--洞天瀑布。

洞天瀑布在沙县县城西郊，是李纲命名的“沙阳八景”之一。1119年的六月，李纲因上书《论水便宜六事奏状》而得罪蔡京等权贵，贬其为“监南件州沙县管库”。春节前他辗转来到沙县后，晏游山水，交往名士，与当地众多文人结下深厚友谊。当年李纲蓦见“宽数丈，飞流直下数十丈，瀑声如雷，飞花溅玉，气势恢宏，蔚为大观”的瀑布时，欣然不已，命名为“洞天瀑布”，划其入“沙阳八景”。洞天岩瀑布也因李纲的名望而存名至今。

瀑布下行半里许便是洞天岩。“泉石秀丽，林山蓊郁，依险构宇，高山林樾”。从山麓往北坡行百余，拾级数十，有石如屏，上镌“通幽”。阶尽，雄崖壁立，藤萝盘绕，上有清道光年间蔡瑞麟、陈秉哲题写的“沙阳第一”擘窠大字。右侧是莲花峰；左为古佛庵，有朱书“洞天岩”匾额。古佛庵向西，峰回路转，涧边有一“仙人脚印”，涧中石上刻着“枕流”二字，水花翻卷，妙趣横生。枕流石下，有一天然石洞，叫永和洞，洞中有石床。“枕流”石上方，一巨石耸立，上书“琼台”……罗从彦成年后在洞天岩及山麓建有颜乐斋、颜乐亭、濯缨亭、寄傲轩、静亭等建筑，并在山中“静观未发前气象”，博览群书，潜思力行。“李纲遇佛处”更加神秘，传说李纲在此处缘遇定光佛，定光佛路经沙县，幻身老僧，自溪南凌虚而渡，李纲在溪边散步，瞧见了，知其不凡，尾随到洞天岩。定光佛借僧榻睡觉，李纲待其醒后，上前打招呼，两人握手走了一里多，并向其卜问前程，定光佛作偈语曰：“青着立，米去皮，那时节，再光辉。”靖康元年，李纲复出，诏回朝廷，始验其偈。

北宋至民国初期近800年间，洞天岩名家荟萃，文人雅士聚集，尤以宋代为之众多……李纲是洞天岩开山始祖。陈瓘、陈渊叔侄往还其中，罗畸、罗荐可、罗从彦住在山麓，邓肃、德偁、右文居其附近，后来朱熹之父朱松又从松溪来寓于此。他们晏游和对，其乐融融。康熙四十年主修《沙县志》的县令林采在为王嗣垣撰写的《洞天岩志》序曰：“洞天岩，故沙阳名胜也。自李忠定遇定光佛于溪南，为开山之宜；而邑陈忠肃、默堂，往还其中；罗畴老、养蒙，世居山下；若颜乐斋、寄傲轩、濯缨亭，则豫章先生之居存焉。邓栟榈与德偁、右文居又甚迩，朱韦斋又自松溪来寓于兹，一时唱和辉映，彬彬称盛，岩之伟也，自十贤始也。”

“阶下几点飞翠落红，收拾来无非诗料；窗前一片浮青映白，悟人处尽是禅机。”洞天岩之魅力，不关乎山水幽石，而是这里汇聚的人文气息。十贤者，几乎囊括了沙县当时官宦、乡贤、理学家众多名士。其时，沙县只是一个偏僻荒芜小县，全县人口不过五六万人，却涌现、荟萃了一批国家级的文化名流，形成以李纲为中心人物，以沙县本土文人学士为主体，儒道佛思想复杂交织的独特文化事象。他们或行或藏，行则为国为民，一身正气，功成名立；藏则寄情山水，陶冶情操，完善自我。他们对洞天岩情有独钟，吟咏诗篇中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对故乡的情，对故土的爱。从某种意义来说，洞天岩承载了沙邑的古文明。

也许洞天岩的名气过大。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自愿护送时任礼部左侍郎田一俊灵柩回大田。竟然也偷得一日闲，与沙县知县徐显臣共游沙县名胜洞天岩，并作《咏洞天岩》，诗作曾入洞天岩石碑：“洞入灵岩景倍幽，香林宝地足遨游。绿溪秋草同僧寂，一路山花散客愁。怪石画悬苍树回，飞泉晴带白云流。斜阳未尽登临兴，更欲乘风到上头。”若干年后，洞天岩主峰有清人孙大焜“步明朝董思白（其昌）原韵”的两块石刻可辨，却觅不到董其昌笔下的宋碑。庆幸的是，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却收有一则关于此行的详尽文字：“洞天岩在沙县之西十里（五里），其山壁立，多松障，上有长耳睡像。水旱祷着灵迹。其岩广，可容三几二榻，高三仞余，滴水不绝，闽人未之赏也……”

初开发于宋代的洞天岩，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达到鼎盛。明中叶后荒废失修，民国期间仍有卧佛、洞天庵、永和洞、拂云岩、枕流石、棋枰、九曲池、瀑布、深潭等景点，现遗存有宋至清古代摩崖石刻10余处，有楷、行、草、篆多种字体。1956年修建鹰厦铁路时开始在山上伐木采石，洞天岩卧佛（传说李纲邂逅定光佛处）被拉至南昌铁路总局，洞天庵、亭榭、及部分摩崖石刻亦遭破坏。如今，山脚公路两侧尚存永和洞、拂云岩、枕流石及部分摩崖石刻。略感欣慰的是，涧底“枕流”二字依存。两米见方，字硕如匾，刀刀锋利，笔力深厚，虽历经千年溪水冲刷，字迹清晰如昔。

风雨桥，文化的底蕴

我一直对“文化”二字心存敬畏。据说“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它是一种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它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对于一个上千年历史的城市而言，文化的精髓在哪？古城墙？古屋？古巷？古井？似乎这些都不全面。或许那些散落在乡村四野的古廊桥更能代表更多的文化内涵。《沙县志》载，至民国17年，全县共有大小桥梁222座，其中明代嘉靖至清朝末年，沙县大兴建造廊桥之风，建成廊桥37座，这是一个略显庞大又让人吃惊的数目，沙县雄踞闽北山区，沙溪河破境而过达50多公里，数十条支流水系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维系联络两岸的大都是靠桥梁。在众多桥梁中，最具特色的是廊桥，本地人称之为“风雨桥”。这种明清时代闽西北盛行的“风雨桥”，大多为木石结构，石础作基，木建厢房，或弧或平，它们地横亘在沙溪河两岸和各条乡村支流中，岿然伫立。

廊桥是一个临水而居古老城市最重要的文化注脚。

重瓴叠阁，翘角飞檐，屋脊高耸，木廊围绕，雕梁画栋。建造一座廊桥往往要经过覆麻披灰、髹漆雕填、彩绘烁金等百余道工序，更不用说那些天衣无缝的榫卯连接，精湛绝伦的八角攒尖，奢华繁复的彩漆藻井。一座廊桥就是一座文化博物馆，它集建筑、美术、装饰为一身。更多的廊桥中央设置观音厅，敬奉观世音菩萨，两侧厢房供奉华光天王，五德星君、通天圣母，齐天大圣……不知不觉，宗教融合进来。建造于宋末（1275-1279年）的夏茂洋元村水尾的百花桥（花桥）是洋元农民的杰作，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他们依据水尾地形，建造石拱桥，立亭阁，设戏台，白天劳动，晚上桥上娱乐，南腔北调，山歌小曲，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名副其实的“百花桥”。以廊桥为媒介，戏曲与休憩娱乐“和谐共振”。魁星阁是读书人敬仰的场所，在廊桥上设魁星阁是沙县人崇文重教的具体表现。神龛里的魁星，往往左手托官帽（官印），右手持笔，左脚踏祥云，右脚后弯屈，以示青云直上，一举夺魁。读书人的美好祈愿与廊桥建筑一体统一。“驱石为桥百丈雄，丹青绮阁遍西东。亭亭明月来天外，隐隐长虹见水中。”明代工部尚书刘璋曾经如此赞叹“翔凤桥”，当年“翔凤桥”是沙溪河上最大的一座廊桥，宋绍圣四年（1097年），沙县县令谢睿捐出薪俸在县衙外市心街南端修建了一座浮桥，取名“平津”；淳熙十年（1183年），迁往凝翠峰驿站前，称凝翠桥；嘉定四年（1211年）在水南凤凰山前修建板桥，始称“翔凤”。明正德三年（1508年），延平府同知计宗道，向富户募资改建，奠基河底，垒石十三墩，架设大梁，铺上平板，桥上建厢屋84间，题联84楹，飞甍耸阁5处，费银8000两，造型壮丽，藻饰奢华。历时三年，万历辛巳（1581年）建成的翔凤桥，规模更巨，加高三尺，加宽五尺，中列市肆为集市，灯火辉煌，溪水映照，人声鼎沸。我想，如今沙县小吃能之所以够风靡全国，当初的廊桥夜市功不可没，500多年前，它昔日之昌盛就已经促成了“小吃店”的雏形。此后翔凤桥四毁于火，三遭兵灾，一次罹洪患。屡圮屡建，屡建屡毁，可谓千疮百孔，多灾多难。

那些从悠久岁月中走来的廊桥，终于抵挡不住风霜雪雨、匪患兵燹的侵蚀，纷纷退隐。耸立在夏茂镇大布彭邦村和坡角自然村溪流之上的“进谷桥”是沙县目前唯一保存完整古廊桥。桥身为半月型单孔石拱廊桥，古朴大方，既保留了明代亭廊造型，又具有典型的古代拆梁建筑风格，远观如彩虹横卧。两端彩雕红鲤倒垂，中顶莲花座托宝葫芦直立，中部楼阁突起，内筑三厅，中设神龛。桥正中泥匾上书“进谷桥”三个行书大字，在初夏暖阳下，熠熠生辉。桥头有碑，碑文云：“进谷桥始建于明朝中叶，清雍正年间和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重修，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石拱净跨12.3米，全长47.3米，宽7米，每隔4.3米立有一对木柱子，将桥屋分成十一间；桥两头有三对大木柱，共有柱子56根……”进谷桥地处大布、洋元和顺昌郑坊等乡村通往夏茂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特殊，实属咽喉要地。进谷桥不仅是一座精美的观赏桥，更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进谷桥的来历，据说与夏茂镇彭邦村一个名叫彭善的老人有关。当初进谷桥只是一座简易名叫“坡角桥”的木头桥。一年夏日，山洪刚过。大布村有两个小孩到夏茂镇赶圩去，路过坡角桥时，其中一个女孩一不小心掉到桥下去了，桥上的男孩一时慌了神，哭喊着忙叫救命。危急时刻，一位白发老人听到呼救声跑了过来，不顾年迈与手脚不便，纵身一跃跳进浑浊的河水中把女孩救上岸来。白发老人叫彭善，常日里积善布德，助人为乐。他暗忖，此处河距宽，却是几个村庄的交通要塞。坡角木头桥，高低不平，平时大人也不易通过，雨天更危险。若能造一座石拱桥才好……于是，老人与附近几个村庄的长辈商议，决定在坡角建一座石拱廊桥。建桥首事会48人，在村庄中发动集资捐款，并跋山涉水到夏茂镇各村募捐，募集资金用于进谷桥建设。石桥成后，彭善老人每个圩天都烧一大桶茶水放在桥面上，供路人解渴。傍晚，他再去桥屋把地板清扫干净，直至百岁寿终。原先进谷桥无廊尾，有张姓地理先生向罗天俨进言，进谷桥前的虎形山风水上佳，若墓葬于山腰，罗氏必会人才辈出，美中不足的是此处“虎山缺虎尾”，如于桥上重建廊尾，虎山虎尾一气呵成。罗天俨闻言，即迁祖坟于山腰，随后又促成桥上建尾。此后，罗氏一脉果然兴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短短100年间，夏茂罗氏出了罗英笏、罗英笈两位提督，并罗其熊（总爷）、罗升、罗相、罗据、罗玺、罗垌、罗天釴、罗天霄、罗英襄，共计九位将军。真正“一门双提督，三代九将军”。

谚语云：“清明要明，谷雨要雨；清明谷雨，种薯种芋”，进谷桥在夏茂人心中被寄予了“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年年丰收”的愿望。夏茂是沙县重镇，亦是闽中大粮仓，从古到今，农业生产举足轻重。当初新桥落成，他们取名“进谷”，并特意邀请夏茂秀才罗永藻题写桥名，足可见他们对此桥的重视。遥想当年罗秀才题写桥名时，也一定严谨认真，诚惶诚恐。600年光阴，进谷桥与风雨同在。它不仅承载着历史长河的一段峥嵘岁月，更昭示着夏茂人对富足美满生活的一份期盼。

廊桥的功用不只是交通与联系，它承载着更多的使命和职责：纳凉、避雨、讲古（聚集讲故事）、祭神、戏台、赏玩、商贸、饮食，嬉戏，休闲……这种廊桥文化是扎根本土的文明，带有浓厚的乡音乡情。以建筑为载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人的精明。中国人长期承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懂得“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是沙县人的古朴民风。沙县人笃行“家贫子读书”的风尚，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至于那些在商道上打拼多年、深谙“读书明理、经邦济世”的商人，他们更熟稔大丈夫“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的商道精髓，懂得“儒为名高、贾为厚利”的处世哲学……一座廊桥，其中所隐含的寓意很多，需要更透彻的理解与思辨的清晰。

城隍庙，历史的密码

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城隍是与城市共存的。城隍是自然神与保护神，凡有城池的地方，就建有城隍庙。

一座城市一座城隍庙，一个城隍庙一个城隍爷，似乎这样才合符逻辑。然而，沙县这座城市是有两座城隍庙的。“一县两城隍”，一个是京师级的“王爵”，一个是县级的“佑伯”。占地大的官职小，府衙小的官职反而大。一座庙宇历史闽中最早，一座县级城隍庙福建最大。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东晋太元四年（379年），在延平县南乡“沙源地”（即今古县村）始设沙戍，所谓“戍”，即有军队驻防的营寨，是一个军事重镇。据说当时有一镇守官员，将中原一带城池及百姓的保护神--城隍爷纪信的神像和香火带到了沙戍，供奉在军营之中，这便是古县城隍庙的雏形。刘宋元嘉年间（424―453），沙戍升格为沙村县，并在军营西侧建了县治所（办公地点），而此时古县的城隍庙已被人敬祀了若干年了。所以，古县城隍庙先建于县衙。至今，古县人不无自豪地说：“先有古县，后有沙县，先有城隍爷，后有县太爷。”

唐中和四年（884年），县治迁往凤林岗杨篢板（即今沙县人民政府驻地），又在县东兴义坊建了新的城隍庙，古县城隍庙则被称为旧城隍庙。据史载，沙县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清乾隆九年（1744年）重建，嘉庆、光绪年间均有修葺，至今已有640年的历史。沙县城隍庙的建筑布局坚实大方，设有一个仪门，二厅事、两廊庑和一座小巧的戏台，并构筑有若干辅助设施，占地面积6426平方米，建筑面积2893平方米，环境幽静，是迄今全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隍庙，也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如此广阔，也有其历史原因。很多城隍庙的规制是和城市辖区成正比的。沙村县设立之时，辖地广袤，南尽黄田岭（今龙岩市界），西极站岭（今江西石城县界），跨有如今的沙县、梅列、三元、永安、明溪、清流、宁化等县市地域，几乎涵盖了整个沙溪河流域，是当时闽中沙溪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沙县城隍庙规制面积大小至少达到一个区级行政办公所，是明朝“市委书记”的办公地点。

长时间来，沙县县治迁徙之谜在民间盛传。

早在东晋太元四年（379年），沙村（古县）便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黎民和乐，百业兴隆，文化昌明，商旅发达。东临越王山，西依虎头岩，后傍桦溪水库，还有一条“官道”（灵应道）绕村而过，街铺林立，商贾成群。胜境如此，为何要把治所上迁至杨篢坂（今凤岗镇）呢？

明嘉靖重修《沙县志》载：“旧城隍庙，在县崇善团，旧县东，县徙今所，而庙犹存，团民事之甚谨，至今不废其祠”。事实上，关于沙县县治迁徙的原因？民间至少有两个以上版本。

铜钱两面之谜：话说当年邓光布将军邀将士、官吏、里长坐于庙堂之上，欲求神问卜，他取出一枚铜币，对众人说，迁与不迁不由我说了算，现在交由神灵决定，正面朝上，迁！反面则不迁。仆役捧一平足青瓷大碗出，连掷三次，三次均正面朝上……当时古县城隍庙内侍奉城隍爷，城隍爷在民间被视为保护神，颇受黎民百姓推崇景仰，菩萨显灵，官吏兵卒欢呼激奋，民气大振。于是，县治得以顺利迁徙……后人传言，为了使县治顺利迁徙，有人在铜钱上做了手脚，即铜钱是特制的，两面都是“正”面。

“称水”之谜：话说当年邓将军欲将县治逆水上迁五公里，最高兴的是杨篢坂（今凤岗镇）人，县治为政府首脑机关，迁来肯定利于发展。最不愿意的肯定是“沙村”（今古县村）人，县治一迁走会带走实惠和便利。据说，凤岗地形是水上之排，古县也是水上之排。古县水急滩多，放排工自上而下过十里平流，缓了一口气再过古县滩头。契合风水师先生“先缓后急宜平安”的论理。正相争不下之时，于是有人提议“称水”决定县治去留，选水“重”处为县治地址。官方的理由是“万物众生，自有贵贱；乾坤世界，轻重有疏；人有定数，水有气运；孰轻孰重，此乃天命。”想不到凤岗人使计，将食盐掺入水中，秤水之时，凤岗水自然重一些。沙村人一时不明就里，误以为神灵显圣，心甘情愿，同心戮力将县治迁徙至杨篢坂。

沙县县治迁徙之谜的真实性已无法在具体史料中获得考证，更没法将当年的历史真相还原。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沙县的制铜业已相当发达，古县村高山岩西侧山脚下的山坳里，至今遗仍遗有古铜场旧址。据考，此遗址开设早于唐，始于秦汉时期。因此，若当时特意设几个反常的范模，浇铸几枚正反面相同的铜币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或许“称水”之说更具传奇性，利用食盐易融于水的特性，悄悄增加清水的比重，从另一侧面佐证了沙县人一贯的机敏和智慧。

其实，冷兵器时代，地理环境非常重要。古县地势开阔，方圆几里没有高山巨石，易攻难守，无险可守，并不是最佳的繁衍生息之地。而上游五公里处的杨篢坂（今凤岗镇），三面环山，一面滨水，贵有天然屏障，为县治迁徙新址的理想地。时任崇安镇将的邓光布将军早已心知肚明，与汀州司录兼管沙县政事曹朋商议将县治迁移至杨篢坂，只是事与愿违，邓将军还未来得及完成宏愿，唐乾符五年（878年）冬便被浙江流寇流矢误中而亡于洛溪旁……沙县县治迁移真正年份是唐中和四年（884年），由曹朋来实施完成的。如今，这一武一文两个“开县”鼻祖受到沙县人的敬祀和拥戴--沙县水南凤凰山下和虬江罗布村分别建有“邓将军祠”和“曹朋公祠”。

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史从两座城隍庙中足够找出蛛丝马迹，城隍庙成了解读沙县历史源头的密码。也许只有沙县这样的城市文化能带给我们的惊喜。

罗从彦，理学的宗师

一直被一个人崇高人格所吸引，我一次又一次来到豫章贤祠拜谒，那是宋代著名理学家罗从彦先生的纪念祠，是鼎立在沙县人心中一座的丰碑，需昂首仰望。

翻阅历史，先生在时光隧道的另一头踽踽前行：“罗从彦，1072-1135，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郡望豫章，故世称豫章先生。为罗姓迁沙始祖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沙县尉罗周文的第十二代后裔。”先生的诞生吉兆而神秘，据南剑州《罗氏族谱》载，罗从彦的父亲罗神继“好学有盛名，母尤氏通文字善诗画。”罗从彦生于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十三日。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正月十五日寅时，梦文星堕怀，化一秀士手捧白璧，喜而寤生。以其美而彦者名从彦，璧洁而素又居仲故字仲素。”罗从彦十岁能诗，文彩焕发，十三岁就读于沙县城东藏春峡审律先生吴仪处。元祐三年（1088年），17岁的罗从彦中举。

先生从小就喜欢读研理学。他听说将乐的杨时得河南二程的河洛理学真谛，羡慕不已。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29岁的罗从彦与26岁的同乡陈渊（杨时女婿）师从于程灏和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他初入杨时门下时“汗惊浃背”，可是没几日就惊叹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通过几天的观察，杨时也认为在千人之众的门下弟子中，“唯从彦可与言道”。杨时在将乐为守制而在含云寺办学时，罗从彦两度徒步前往寻师求学。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四月，58岁的杨时授越州萧山（浙江萧山）县令，萧山与南剑州（沙县）相距数百公里，路途遥远，罗从彦不畏艰辛，又徒步跋涉到萧山，登门求教。杨时在与罗从彦讲解《易·乾九四爻》时，曾说过“伊川（程颐）说甚善”。罗从彦为了求证，便回家变卖田产充作盘缠，特意前赴洛阳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从洛阳返程后，师事杨时更为虔诚。罗从彦曾先后五次到杨时所在的将乐、萧山、毗陵、南京等地问学，他经过20余年的潜心研究，“终得杨时不传之秘”。先生学成回到沙县，在罗浮山择地建室，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静思，习研伊洛渊源的理学。他先后在沙县的洞天岩、南斋书院讲学论道，弘扬理学。宋政和六年（1116年），朱熹的老师李侗拜罗从彦为师，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成了罗从彦弟子，许多当代理学名流纷纷投入了罗从彦门下。

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程灏、程颐）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理学家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史称“闽学四贤”。闽学的发展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述说颇详：“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不难看出，先生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体现了先生治学严谨与正统，“合而观之，可以知先生之学，即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学矣”。

先生在闽学中的地位是“承杨传李启朱”，即承接杨时、传授李侗、启发朱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此论出自宋礼部颂文质罗公祠祭文：“上传伊洛，下授延平，斯人一脉，万古是师”。清代学者张伯行也称赞说：“先生居三传之中，一脉渊源自然有自，亦如河之由积石历龙门以东注也，其承先启后之功岂不伟哉！”先生的贡献在于思想道德教化，在理学南迁的发展传承历程中，其作用举足轻重。现今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内陪祀着儒家历代先贤，罗从彦当之无愧分列其中。

原先罗从彦纪念祠乃修建于先生的故居处。周边还有颜乐斋、寄傲轩、濯缨亭，邀月台等建筑，与洞天岩的旖旎风光浑然一体，是先生重要的藏修场所。可惜如今它们大部分损毁或倾圮。“邀月台”依存，在淘金山上，升高5米，正面看去似乎高不可攀，却可以从背面登临顶部。沿着旁边的石砌小道绕行至台巅，蓦遇一石坪，可容纳二十人有余。置身其上，千嶂肃立，万籁俱寂，月浮半空。此处的确是极佳的沐月治学之地。每次经过，我总是思绪万千，遥想先生当年从洞天岩步行上邀月台，应该手持一卷诗书吧！初上平台，荷着月光静作《圣宋遵尧录》文章，亦或默坐澄心，潜思力行，严毅清苦，笃志求道……月辉不邀自来，胜景如此，岂能不引发其作“矮作垣墙小作台，时邀明月写襟怀。夜深独有长庚伴。不许庸人取次来”之诗句？

长时间来，很多人对先生“鬻田走洛，见颐问学”不甚理解，为了求学问道就不要基本生活保障了吗？而当你读到先生曾在罗姓家族书堂壁上写下的一段话时，必会恍然大悟。“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段清白之气不可不培，善金帛虽多，积数十年必散；田宇虽广，遗数十代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之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这种视数卷残书胜于荣华富贵的思想，是其教诲子孙的主张，也是他人格魅力的写照，更是他留给豫章罗氏的精神遗产。闽沙始祖周文公裔孙每年农历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在豫章贤祠举行祭祀先祖，联谊交流，敦睦宗谊等文化活动，他们希望以这种力所能及的仪式让先生治国修家的朴素理念源远流长。

正所谓：“潜思力行懿德重八闽，奥学清节高风垂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