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厦门，有个畲村

畲族钟姓先民的光荣足迹

关于畲族姓氏的由来，畲族长篇叙述歌言《高皇歌》将其附会入盘瓠传说。在闽东等畲族聚居区，由于长期民族歧视的缘故，大多数山客人已经同当地汉人一样，认为畲族姓氏源起颍川、冯翊等中原古地。畲族有钟、雷、蓝、盆、娄五大姓。畲族儿女有很强的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不管为生计也罢，社会动荡也罢，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延续着特有民族的光荣。

自春秋战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即已进入铁器时代，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形成，随着汉民族如雪球般向四周蔓延，锄耕与畜耕并重的农业生计模式，也带到其他新建的汉族农区。然而栖息于大山深处的畲族，自从隋唐至明末清初以来，依然处于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并辅以狩猎经济阶段。明代谢肇淛曾经亲历过闽东北畲民“畲人烧草过春分”的壮观情景：“……过湖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炎而驰下山，四望十里为灰矣”。在清初顾炎武的笔下，闽西南的畲族有这样的劳动场景的描写：“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以毒药涂弓矢，中兽立毙。”又对畲民进行生动的生计描写：“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即他徙”。畲民不避艰险，勇敢面对自然的挑战令人称羡。但是，他们也遭遇到冷漠的眼光。清代的文人周荣椿在《处州府志卷30·艺文志诗篇》中写道：“攀涉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畲刀耕举，烧畲火种墌。……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笞辱等人奴，谋食不遑惜……三五女负薪，鬻市两脚赤，筠筒绿拥髻，布幅青搭额。州人辄鄙之，相视笑哑哑”。由诗中所见，不管生活如何困顿，社会地位如何卑微，畲民总是能够克持自守，坚忍不拔；其超人毅力，令人称道。

闽西畲民类似的生计模式，在清初长汀文人范绍质的《瑶民纪略》中有更加形象的记录：“种山为业，夫妇皆作……粪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芸籽而活。精射猎，以药注弩矢，着禽兽立毙。供宾客，悉山雉野鹿狐兔鼠蚓为敬。豺豹虎兕间经其境，群相喜谓野菜，操弩矢往，不逾时，手拽以归”。对此，长汀人杨濬以诗相和：“姜薯芋豆种山椒，叉木诛茅各打寮；夜半风声呼野菜，强弓毒矢竟相邀”。而同时代的永定人巫宜耀，则在《三瑶曲》中以浪漫的笔调，诗化着闽西畲民恬淡的刀耕生活、高超的狩猎技艺以及畲民雪夜集体狩猎的情状：“青山何地不为家，无数祾禾夹道斜；更问一年鲑菜美，斑衣竹笋紫姜牙……生平射猎善神奇，饱寝雄狐大兕皮。夜半酸寒闻角处，声声卷地北风吹”。至于定耕后的浙江景宁畲民，亦部分保留了狩猎和游耕遗风：“景邑民居在岩谷，常持鸟枪以角禽兽……而业者鲜矣，为善猎，畲民尤为习者……其出而作，男女必偕，皆负耒负薪于清嶂绿野间，倚歌相和……贫不能存，则亡徙以去”。

如此翔实的资料，告诉我们：畲族的先民们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不惧风雨，哪怕屡遭踬踣，备受迁徙之苦，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搏斗精神，延续着特有民族的光荣。

不过，在解放以前，在大汉族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压迫歧视下，畲族被汉人侮称为“老畲客”、“臭畲子”、“畲母”、“畲婆”、“蛇人”、“死畲人”……畲族人民受着统治阶级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没有政治地位，不但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还受着严重的压迫。具体表现在“八怕”和“四无”上。“八怕”是：怕土匪，怕官兵，怕抽丁，怕盗窃，怕拉夫，怕逼租，怕派款，怕辱骂。“四无”就是无土地，无势力，无钱财，无依靠。解放前，在闽东一带的畲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草，辣椒当油炒，番薯吃到老。”

番薯自明朝万历年间，从吕宋传入我国福建后，由于这种农作物对土地质量要求低、耐旱，又比稻谷产量高，很快在我国山区推广，成为山区农民主要的食粮。据文献记载：“邑土坟衍，绮脉交错，禾黍菽麦之属，盈于原隰。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芋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吃“番薯丝饭”。

尽管家居不定，生活备受艰辛，畲民依然很看重教育。他们深知要融入华夏民族大家庭，首先要提高本族的文化素养。自隋唐到明清日臻完善的科举制度，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储备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机制，中国汉族村落历来重视耕读，以期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之梦。但是，畲族如同其他处在华夏边缘的少数族群一样，由于政治歧视、经济薄弱以及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等因素，长期成为封建文化教育资源的边缘人。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聚落分散，彼此交通往来极为不便，因此在畲区缺乏系统完善的教育机构，畲民识字者极少；长期只能靠口耳相传的山歌，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轻易不敢奢望跻身于科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