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蔡襄的洛阳桥

洛阳桥的建成，使得洛阳江天堑变通途，不仅方便沿途进京的民众，还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陆上接应布下坦途，南宋之时泉州港遂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举的世界第一大港。

就这样我便知道，蔡大人自己在《万安桥记》说得轻轻巧巧，但当时的辛艰啊，一言难尽，正如传说中所描述造桥一需要钱，二是技术上有难度。碑文所记的卢锡据地方志记载是蔡襄的舅舅，惠安名士卢仁之子，还可查出身份的是和尚义陂，想来他们皆是被蔡大人拉下水的，以个人在当地的影响带头捐款也向别人募捐，说不定还卖了自己家田地或寺院的镇庙宝物，总之修路造桥是一项善事，其福德不可称不可量，钱则是小事了。还好惠安自古是建筑之乡，能工巧匠辈出，大家献谋献策，千方百计的，就这么官民协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是把大桥造好了。真是一个奇迹！连他们都不敢相信此事在自己手头成了，俗话说如有神助，难怪四大名桥就它神话传说比人多。

及到有一天，我有心于书学，在书法史料里查找历代名家，才知道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就是蔡襄，他居然还是大书家！但也有人说“蔡”并非君谟，而是蔡京。这说法我既赞成也不赞成。我们知道书体造型的沿革到了“尚法”的唐朝，尤其是颜柳一出，已臻至极谊了。好比一只花瓶无论从实用还是欣赏的角度看皆是最合理。还想在这上面加以创想，表现自己，势必沦落野狐禅，譬如宋徽宗的瘦金书和后来金冬心的漆书、郑板桥的六分半书，自己都走入死胡同，别人再学更不能发新枝。这在西方的例子则好比是毕加索的变形艺术，怪、丑、乱。但是，如宋初周越仅只以“精能之至”为追求则沦为俗书（蔡、黄、米三家曾以之为师，后皆力求抖落）。好在，宋朝那个时代，儒家的理学正当兴起，知万事万物除了形之外，尚且有个形而上的什么。那就是“意”吧。蔡襄自谓：“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不及，乌足道哉。”这段话出自《蔡襄语录》，虽没有纪年，但能想见当是他的晚岁了。在这之前，他上溯晋唐刻意摹古，融铸二王、褚、颜诸家，欧阳修称君谟书“八分、散隶、正楷、行押、大小草，众体皆精。”众所周知六一居士当年亦是有志于复兴书艺的人，他俩人不时切磋，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东坡在嘉祐二年（1057）中的进士，拜于欧阳修门下，那时距君谟辞世也不过十年，但苏子瞻是千古风流人物，诗酒文章秉承醉翁的复古思想，又有自己的独诣，书艺上他和乃师观点一致，在蔡君谟的字上题跋：“仆尝论蔡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险而中实无有，此真所谓弱者。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如此决绝的拥戴，能不深受影响？也就是说苏东坡的书法思想“我书意造本无法”当源自于蔡襄的“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接下了蔡襄手中的接力棒，完成其“粗知其意，而力不及”所未竟的事业。东坡还有一则论王安石的文字：“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原来，书之“意造本无法”并非“无法之法”乃是“尽意作之”，达到得意忘形的最高境，方才“点画信手烦推求”而逍遥于法外——如蔡君谟所梦想的“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东坡又影响了从他而游的黄山谷、米南宫等人，这才开了有宋一代的“尚意”书风。蔡京则是取巧的人，他出来做官君谟已逝三年，便自称是其族弟，书法也仿佛其形，后来政治上有成就了，却改辙米癫的路数，原因是尚意书风已呈流行趋势，把米字变一下那便是他的了。他是政治上取巧，艺术上亦然，没有自己的独创。因此，若要以“尚意”来衡量宋代书法的成就，欧阳修、蔡襄是启蒙发明的一代，苏、黄、米是贯彻拓展的一代，蔡京、蔡卞则是受益得利的一代。蔡君谟“但开风气不为师”者也，衔接了唐、五代与宋之间的断裂，他在书法史上也造了一座桥梁！好比，他在我家乡修建了洛阳桥，都快一千年了，桥面上依然人来人往，沟通了南北，也沟通古往今来。

这才知道，走在通向蔡襄的洛阳桥上，我依稀走进了他的世界，原来啊，造桥的人本身就是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