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柘荣溪口“考古”行

“先代贻谋由德深，后人继述在书香。”袁氏宗祠的龙柱上还有这样一树古古悠悠的警世对联。明朝以后，袁家后人已经开始由行兵尚武转向舞文弄墨了。宗祠里不乏“文魁”、“选魁”一类清代牌匾，清庭给这个家族许多中举的后生和长寿的先生的赠匾挂满了宗祠四壁。有道光年间的“历世重光”，有光绪年间的“天赐纯瑕”，有嘉庆年间的“望重成均”，也有咸丰年间的“松筠柏操”等等，还有一匾也许更有文物价值，上面标有道光皇帝“圣旨”的“节孝”牌匾。李宗仁代总统的墨宝“世泽绵长”书于民国37年，而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的祝寿赠匾“梦赐遐龄”早在民国22年就送出了。另外一位福建省主席、爱国将领蒋光鼐更早，他在民国10年就为这里的寿星送来了“婺焕稀龄”的贺匾，由此可见，李宗仁的匾额系因浙江“溪口”之讹而来之说已然可以否定。据查史料，我更愿意大胆地推测，溪口的牌匾与清末民初的另外一个袁氏名人“袁大头”袁世凯或许有关！

乍洋溪口的袁氏由河南迁徙而来，而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 总统袁世凯恰恰就是河南项城人。也就是说，溪口的袁姓与河南的袁姓同出一脉，真真是应验了宗祠里的另一对妙联：“乔木发千枝，岂非一本？长江分万脉，总是同源。”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由此形成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袁世凯担任北洋军阀集团首领期间，后来为溪口题匾的海军耆宿萨镇冰受命创建烟台海军学校。萨镇冰曾经是袁世凯的人，支持过袁世凯称帝，并在袁世凯的政府和海军中担任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萨镇冰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上将军衔）。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曾奉命率海军前往镇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萨镇冰选择了革命。萨镇冰曾经给谢冰心的父亲赠过一联墨宝：“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堪破此间内涵真谛，就不难看出萨镇冰的为人原则与处事风范了。由此及彼，萨镇冰给袁家后代题赠贺匾之自然而然，就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同样给溪口题匾的杨树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也是袁的忠实部属，他曾任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他曾经给袁世凯打报告，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要“在俱乐部院内建一座花园，里面种上花草树木，将它装饰的风光秀丽；工余闲暇，海军军官们可以到此聚会，交谊游乐；还要在花园中建一座祠堂，以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三位海军创始人。纪念日选定在春秋节时海军部来人参加祭祀。”后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俱乐部落成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袁世凯死后，以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为代表的海军“福建派”迅速兴起。杨树庄的“福建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军中实力最强一派，与袁世凯生前对他的培植不无关系。在1924年前，杨树庄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海军司令部就设在厦门。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其有恩，那么杨主席给袁氏后人题匾，就区区不在话下了。

杨树庄之后，铁血一生丹心一片的爱国将领蒋光鼐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与袁家早有渊源，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其中不乏与之私交深厚者。后来虽然蒋光鼐参与“讨袁”兵败而逃，但他重新掌权后，堂堂正正，不做秋后算帐之事。而且那时乍洋的溪口已经成为是闽浙交通物流要冲，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国共内战时，溪口累遭兵火，房屋焚毁不计其数，清道光年间（1826）修葺的袁氏宗祠也遭战火破坏。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恰逢袁氏宗祠重新修葺，于是袁姓国大代表袁登久通过萨镇冰等国民党政要前往索字就成了可能，而李代总统感念溪口作出的巨大贡献，慷慨挥毫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乡贤袁亦柳、袁宗开介绍，关于《袁氏宗谱》比较有意义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已丑年间（1589）。当时拥有“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前刑部郎中大理寺”官爵的柘荣进士、黄柏人游朴游少涧，专门回到乡里为《袁氏宗谱》作序；宗谱上有记载的袁氏宗祠楹联，除了游朴撰有“振海蛟龙一奋南闽沾雨泽，坐山虎豹四眈北路净风烟”之外，还有明朝御史王兆熊、秦炯等近二十余名贤达政要的题联。后来袁氏宗谱毁于国共内战，1948年重修族谱时，柘洋袁氏国大代表袁登久受溪口乡亲重托，于国民大会间隙拜谒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袁氏宗谱里除了李宗仁题字之外，时任民国最高法院高级检察官的何修敬、国防部史政局长吴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上海法院推事何宜武（去台湾后官至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大会秘书长）等十余名国民党政要国大代表均为《袁氏宗谱》题册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