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表演艺术

一、虚实相生的舞台时空体现

越剧的舞台结构体制，从40年代改革以来，受话剧影响，大部分剧目采用分幕制。由于用了接近写实的布景，舞台时间、空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相对固定。但是，与话剧不同，越剧表演继承了传统戏曲中具有超脱性的时空和虚拟的表现手法，根据剧情需要灵活运用，实中有虚，虚实相生。在固定的空间中，时间可以浓缩，如《碧玉簪》中的“三盖衣”，地点是在新房之内，用谯楼更鼓表示时间的流程，通过李秀英的唱和三次给王玉林盖衣的动作，把一个夜晚的时间浓缩在短短一段戏里。又如《祥林嫂》第十一场，祥林嫂在听柳妈说将来到阴司去要被锯成两半后，非常恐惧，演员通过劈柴、抖手、定眼等表演和“千悔恨、万悔恨”这段唱，表现了人物一夜难寐的思想活动，结束时天已破晓。舞台空间是鲁府厨房，但时间却是通过表演和唱段表现了一整夜。在相对完整的时间段落中，也可以通过虚拟的表演表现空间的转换。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从时间来说，是从离开杭州走到草桥亭的过程，但空间却换了多次：过了一山又一山、过池塘、过河、过独木桥、过观音堂……具体场景的空间全是通过唱和虚拟表演加以表现的。又如《情探》中的“行路”，时间是从莱阳县到汴京的路上，漓水、沂水、青州、泰山、运河、梁山泊、黄河……这些具体地点的转换，也是通过演员的唱和表演表现出来的，是虚掉的。由于在舞台上着重表现的是人物，是人物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时间、空间的转换就有了较大的自由度，而且都是通过表演来体现，通过表演调动观众的联想和想象以得到认可、引起共鸣。布景、灯光、道具的运用，不是干扰破坏，而是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

二、创造角色从人物出发，不受行当限制

越剧早期传统剧目的表演，和一些古老剧种一样，是分行当的。这种按行当分角色的方法，容易流于类型化。自40年代越剧改革以来，新剧目层出不穷，又受到话剧、电影的影响，表演不满足于类型化，而力求从人物的具体经历、具体情境出发，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有些剧目中的有些角色，很难用某个行当来归类表演。如袁雪芬演的祥林嫂，年轻时既不是青衣也不是花旦，老年时也不是老旦。祥林嫂就是祥林嫂，有"这一个"的不可重复性。袁雪芬是从人物作为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有着苦难的命运出发的，每段戏的表演，都力求符合特定环境中人物特定的情绪。又如张桂凤虽为老生应工，但她演的卫癞子、二诸葛、双枪老太婆，都打破了行当，都力求表现出每个人物特殊的性格，显得栩栩如生。再如范瑞娟在《一缕麻》中演的呆大，既非小生，也非小丑，而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呆公子的独特形象。在有些剧目中，保持着基本的行当划分，但演员并没有受行当的限制，仍追求人物独特的个性。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可以归入闺门旦这一行当，袁雪芬演出时，没有从行当出发，而力求表现出人物大家闺秀的高雅气质，表现出这位相国小姐受到封建礼教束缚、又向往自由婚姻的复杂矛盾心理，表演时不乏神来之笔；同样，红娘可归入花旦这一行当，但吕瑞英也不是从行当出发，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机伶、大胆、倔犟，充满青春气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可以归入悲旦这一行当，但王文娟的表演，突出的是人物的个性：多愁善感，清高而任性，自尊心强又有叛逆精神；同样，贾宝玉虽属小生这一行当，但正如徐玉兰所说：“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按照贾宝玉独一无二的个性创造出来的。演员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原著、剧本、红学研究材料的学习，寻找出贾宝玉的全部个性特征，演出他所具备的复杂的人性。”（《我演贾宝玉》）人们在越剧舞台上看到的贾宝玉，正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有鲜明个性的形象。由于这种特点，越剧演员创造角色的程序，一般都是先深刻理解剧本和人物，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有关资料以启动思路、进行借鉴，调动自己经历中可供参考的感情回忆和生活积累，有条件时还要深入生活去直接观察体验，使自己深入角色之中，让角色在脑子中活起来，而不是主要凭某行当的表演经验去演出。

三、程式动作用来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

越剧表演运用程式，但不是把现成的程式，当作在不同剧目中可以套用的手段，而是吸取了程式包含的美学因素，根据不同情境中，不同人物的具体特点，自然地用在剧情进展中。譬如人物出场的“亮相”，传统戏曲的演法一般是人物在“九龙口”凝神敛息，以较长的停顿、富有雕塑感的造型，配以强烈的打击乐，给观众以鲜明的印象。越剧吸收了其中动中取静、以静显动，和富有雕塑美的造型这两个因素，而将“亮相”作为人物特定生活过程的一个环节，用以表现人物在特定瞬间的神情变化和心理转折、人物气质、规定情境中的思想活动，这就在写意的“亮相”中融汇进写实的成份。如《祥林嫂》中，祥林嫂是挑着柴担侧身出场，她眼角余光中发现前面走来卫癞子，敏感地想到与自己有关的事即将发生，在这一思索过程中她把柴担换肩，并顺便回身看着卫癞子。用这一短暂的停顿，形成“亮相”。又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第一次出场，他手转佛珠，欢悦地快步走过长廊，转而入室，忽然见到黛玉受到吸引，猛地一惊，心理上形成间歇。这个停顿就是“亮相”，把人物的身份、心情、在家庭中的地位、对黛玉的态度等，都“亮”了出来。《西园记》中张继华出场前，先以两个飞舞着的粉蝶作铺垫，张继华侧身跨过山石，双手拨开草木花丛寻觅着，忽然发现眼前别有洞天，神色惊喜，微微一顿，这个“亮相”颇有传奇色彩。除“亮相”外，其他程式的运用也是根据同样原则。如《情探》这个剧目，川剧和其他一些剧种也有，但剧中的“行路”这一场，却为越剧所独有。这场戏是充分歌舞化的，用了大量程式动作，包括吸收了许多昆剧的舞蹈身段和红绸舞的技巧，借鉴了绍剧《女吊》中的“鬼行步”。傅全香演出时，不是把程式动作编集在一起，而是从人物情境出发进行统一构思，对各种程式加以选择、变化、重新设计和重新组合，运用时结合剧情内容，赋予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强烈的感情色彩。程式用在剧情进程中，成为表达感情的语汇，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内容。如戏的开始，当判官喊“敫桂英在那里？”她一声尖厉的“来也”先声夺人，接着背身急速上场，360度小云手转身，向上高跳抛双袖；落地时双脚并紧，脚尖着地挺直，背向观众顺风旗“亮相”。水袖的舞动不是一般的水袖程式，“亮相”也不是程式化的“亮相”，它们都表现出敫桂英积郁已久、如今象火山般爆发的悲愤情绪。在判官、小鬼带领下行路时，她用的也不是一般的圆场，而是双臂下垂，拖着4尺多长的水袖高低起伏地向前行进，揭示出人物急于复仇的心情，并有冤魂飘然游弋的形态。在行路过程中，沿途走过山山水水，她在不同地点以不同的动作、神态表现触景而生的不同感情，如看到黄河东流去，她借鉴红绸舞中的大甩臂动作，挥舞长袖，紧接双手在腹前由下绕袖，袖头形成两个旋涡，既有黄河咆哮如雷的形象，又展现了人物内心似黄河波涛般汹涌奔腾的激情。

四、以准确的外部动作细致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

传统的程式化表演，表现某种情绪都有一定的套路，譬如悲伤时，演员用“啊……啊……啊……”三声，再上水袖掩面，就表示哭；高兴时，“哈……哈……哈……”三声，就是笑。越剧改革中破除了这种程式化表演方法，要求演员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哭要真正从心底感到悲伤，笑要真正从心底感到高兴，要以内心活动为根据，设计外部动作，外部动作要细致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以真情实感打动观众。袁雪芬在1942年冬演出《断肠人》时，为了体现女主人公方雪影听到姑母悔婚后的痛苦、惊诧、悲伤的心情，借鉴美国影片《居里夫人》中，居里夫人听到丈夫被撞死的噩耗时的表演方法，先用一个长时间的停顿，体现人物精神上受到的震动，只觉得周围一片空寂，最后视线落在一个木鱼上，才放声哭出来，而不是程式化地哭三声“啊”。张云霞扮演的春草和李翠英两角色，都以花旦应工，在都有“行路”的一场戏里，虽均同样运用了圆场的程式和基本功，但在表演时，却根据人物的不同的心态，做到同中有异。春草是惟恐路短，尽量拖延时间，以似快实慢的步姿，脸部常往后面仰；而李翠英惟恐误时，直前赶路，用快中显急的行态，身子常向前倾。准确细腻地表现出两人行路的不同情状。

五、以柔美、秀美为特征的优美抒情风格

由于越剧的剧种风格特色是在女子越剧时期形成的，所有角色都由女演员扮演；又由于越剧改革以来吸收了昆剧载歌载舞的特点，以及受到上海这个大城市文化环境、观众审美情趣的影响，越剧表演注重美化，在美学形态上基本属于柔美、秀美的范畴。这一点，与京剧、绍剧、梆子系统的剧种不同。如《红楼梦》中"黛玉葬花"这段戏的表演，黛玉一面葬花，一面唱“葬花词”，王文娟演出时，注意把花锄、花篮等道具以及水袖舞动起来。这种舞动，是形体动作的美化，又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感情的抒发，使无形的内心活动通过动作的造型、节奏、幅度、变化给人以直观的感受，表演与唱结合，产生一种富有诗情画意的意境感。越剧表演吸收了其他剧种的艺术成果，但学来的东西又加以越剧化。所谓“越剧化”，主要是从创造角色的需要出发，把那些与越剧柔美抒情的风格不够协调的因素，予以削弱和改变，对不足以表现之处，则另行设计。如傅全香演《情探》中的“打神”这场戏，曾一招一式地向川剧学习，但川剧演出中人物外部动作比较刚烈，幅度大，力度强，直线条多，与越剧柔美的风格不协调。傅全香对这些因素有所削弱，同时吸收昆剧水袖动作中讲究圆的技巧，在表演中增强了柔美的质素。又如《十一郎》是根据京剧《白水滩》、《通天犀》、《艳阳楼》等折子戏的故事改编的。京剧演出以节奏强烈、技巧难度高的武打为特点，越剧演出虽突破常规增添了武打，但不以打得火爆、激烈取胜，而是加以舞蹈化，刚柔相济，给人以优美的感受。

越剧表演的特点，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变化。尤其在现代戏、男女合演中，表演艺术有更多的探索、创新和拓展。如《忠魂曲》中的毛泽东、《三月春潮》中的周恩来、《鲁迅在广州》中的鲁迅等形象，演员的表演更注重历史感、真实感，更注重从生活出发加以提炼，赋予人物以伟人的气质和普通人的常情，使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