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舞台美术

越剧还制成了具有独特新颖的古装头套，这种头套，后脑留着长长的发辫，前额做成固定的刘海，耳旁做成固定的鬓角，然后在头套顶端装上各种形态的假髻。小生头套，则在历史生活样式基础上，大大加长了耳边的鬓发，后脑喜欢松松地留着长发，自然散开在肩上，头顶盘髻或戴冠。越剧假头髻是乱发盘绕，海绵、铅丝作底，外包旧黑纱网巾，再用发帘子（辫帘子）外包，所以在外观上仍然象真的髻发一样自然真实（为数很少的越剧团，则用黑平绒或金丝绒制成发髻。但台上吸光，没有头发角质亮泽，所以一般不常用）。这种假头髻，做成各种条状、半弧筒状，能按不同要求变换各种弯曲形状。这种头髻真实感强，造型活泼、自然，可塑性也大。这种假髻造型，在发式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几十年越剧改革中，也形成了一定的假设性。如：地位高贵，或人品正派的发髻往往以正髻、对称髻为主；性格活泼、年轻或地位低下的，往往以偏髻、垂髻、联髻为主，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60年代初，越剧开始向历史生活寻找源泉，在考古、绘画中把女子的堕马髻、灵霄髻、望仙环髻、十字髻、反绾髻、椎髻等，加以变化并运用到越剧舞台上。

上海越剧造型设计人员，还自行设计了耳环、手镯、同心锁、福字锁、如意锁等项圈。70年代又聘请了专门做首饰的退休艺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首饰。上海静安越剧团的戚飞飞，卢湾越剧团的陶美芳，上海越剧院的奚佩华、祝秀莲、丁杏莲，在越剧发式梳理、头套和头饰制作上都作出了成绩。

3、髯口的种类与发展。

在小歌班初期，男班演古装戏的髯口，有的用庙里泥塑神像的胡须，亦有用黑白纱线制成一排的软须当髯口。以后开始租用行头，才戴绍剧的髯口。1917年男班进入上海后，采用京剧髯口。老生、大面多用"黑满"、"苍满"、"白满"，小丑多用"八字"、"吊搭"，大面有时也用"虬髯"，一直沿用到女班和40年代。如徐玉兰30年代演《桂花亭》中老生，仍戴"黑满"。30年代末，开始出现改良髯口，髯须改短、改轻。40年代初，上海进行越剧改革时，老生不用传统挂髯，改用话剧"粘胡"化装术，即用黑白绒线扯成丝状，用酒精胶粘在演员嘴唇及下颏部，再用剪指甲的弯剪进行修剪。如1944年春，大来剧场演出《明月重圆夜》时，徐天红在该剧中扮演钟老儿，就采用"粘胡"，后来因粘胡化装不方便，遂改用铜丝做胡。其用铜丝做髯架，胡须结扎在铜丝上。以后又受电影和话剧影响，胡须勾在绢布上，再缝在铜丝上，如雪声剧团演出《嫦娥奔月》一剧中的丞相，已用改良胡。大面行当中需用满腮胡时，不再用"虬髯"，而用"套胡"。丑角不再用"八字"、"吊搭"，改用"八字夹鼻胡"、"翘胡"，如《盘夫索夫》中的赵文华，或文丑县官等。改良胡与传统髯口不同，传统的"满口"不见唇嘴，髯口是粗钢丝作骨架。改良胡是用粗铜丝沿唇嘴、下颏弯曲成型，唇嘴外露可见。种类有"五绺胡"（上唇二绺，下颏一绺须，两耳鬓二绺须）、"三绺胡"（上唇二绺须，下颏一绺须）。

40年代演近代戏和现代生活戏中，胡子开始采用胡套粘贴和羊毛粘贴两种方法。如雪声剧团演出《香妃》一剧中的郎世宁，《一缕麻》中的周观察、医生，都用了这种方法。5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有了专职毛发、胡套制作人员，有金月华、丁杏莲。60年代初又培养了奚佩华、祝秀莲。

60年代上海越剧在演古装戏中，全部用改良胡。这时候的改良胡又进行了变革，胡子骨架改用中细铜丝，胡须原料以人发和牦牛毛为主，掺用羊毛，再用这些原料勾在肉色的丝绢上或网眼上制作而成，这样就更加适合女子越剧表演特点。满腮胡采用不粘贴的套胡，两边用松紧带套在头顶上，以后也用细尼龙丝代替松紧带。改良的五绺胡，有的也采用编帘软长胡作两耳边二绺须，用带联系加固头顶，然后再戴铜丝做的三绺胡。现代的、少数民族和外国题材的剧目，更采用电影毛发技巧，它用了碎胡粘贴、编辫胡子煮烫后曲卷粘贴等法。

70年代越剧的改良胡，往往在传统的古装戏中运用。新编历史剧、古装戏中的髯口，都根据剧中人物，在尼龙网眼纱上勾制而成。胡须原料以人发为主，混掺牦牛毛。髯长在一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