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访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解读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王远鸿主任，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解读，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里，网友们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王远鸿：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像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需求很大，中国科技创新赶不上发达国家，经过30年发展，创新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尽管人口红利没有了，把老百姓素质提高还有很大空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比较大的国家，区域之间的要素和产业的转移空间，发达国家，像欧洲小国家是不可企及的。经过咱们中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态势，把这种活力和动力激发起来，我相信中国还可以保持一段相对较高的一个经济增长阶段。

王远鸿：现在应该说，我们还面临很多的潜力，第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通过高度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现在要建成更高级的，更全面更高水平的社会市场经济，我想实际上咱们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咱们的发展理念在不断地完善提高，尤其是政府宏观的调控能力，刚才说的这个，整个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不断地提升，不断地完善，政府这只手就发挥更好作用，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市场力量，经过这么多年，才培植萌芽，培植发展，市场力量越来越强，可能跟政府得到的力量更好吻合，改革跟两种力量更加能够迸发出活力，创造一个奇迹。

主持人：您对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有信心吗?

王远鸿：应该说国际经济环境现在看，全球经济在相当长时间，由于缺少一个科技创新，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还没有找到。全球的整体，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可能它要步入一个高增长阶段，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从中周期，比如房地产这个周期来说，现在看，中国面临着是一个，房价相对比较高，资源环境约束比较大，大规模再通过房地产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短期也不具备条件。再从稍微短一点的周期来看，企业的设备投资，企业的设备投资看，在整体相对国际经济环境不太好，国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整体看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不太足，短期经济的波动更多来自一种库存的调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整，把长期的活力激发出来，在一个新的增长点，因为中国还有大量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社会领域、民生领域，应该还有包括一些公共投资，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在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整体看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实现以前10%左右的增长很难，但是保持7%到8%，这样左右的数字，在2020年之前，我们总书记和总理反复强调，7%是增长底线，我相信7%到8%，在2020年之前获得这样一个增长区间的速度，还是可以期待的。

主持人：最后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您有怎样的预期?

王远鸿：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这是最深刻的一个意见。还有这次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五位一体放在一起，改革核心是政府放权，目的是要推进五位一体的社会发展，要更加地活力迸发，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加惠及全国人民，这是它的目标，也是比较深刻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再次强调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刚才我们聊天中很多探讨进一步解决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这个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重要作用。由于时间关系，目前还没有学习好，学习透，可能还有更多的关键词，还要进一步去梳理和理解。

主持人：最后请您回过头梳理一下，您认为本次的公报当中，有哪些关键词，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

王远鸿：必须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才会不敢去铤而走险。

主持人：有一些不合规则的操作，可能付出更大代价。

王远鸿：有必要的门槛，还是需要的，政府把手放了，不是说他不管了，他现在从事先监管，从一开始审批，要改成事终和事后知道，政府对权利的行使，跟以前有比较大的改变。政府不是说放任自流不管了，监管是必要的，符合门槛都是可以的，要明确这个。

主持人：放开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像您提到的幼儿园，如果大量民间资本涌进，怎样保证品质?

王远鸿：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天花板”跟“玻璃门”是一样的，像咱们大家都说的中国的养老，大家有形无形中，约束条件比较多，社会需求很大，实际上制度性或者审批上，表面没有障碍，实际需要审批，要盖章，经过某某部门的同意，这样可能实际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形无形的力量，阻碍的力量很多，主要把有形无形的东西真正化解掉，确实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主持人：很多时候我们社会当中需要资金投入的领域非常多，不能每方面要求政府全力支持，政府肯定没有那么多能力，每一项做到，足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那样，像您说的，社会性的资本进入企业服务行业当中来，老百姓生活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会遇到哪些障碍，又如何很好地进行下去?

王远鸿：这个建议，应该说非常有限，实际上，不仅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很久以来，国家一直在推动这方面工作，刚才我说了，从咱们需求结构来说，消费对经济增长整体贡献率要加大。从产业结构调整来说，要加大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服务业当中，现在最缺乏的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业，这是一个领域。另外一个生活服务业，教育、养老、社会保障，都是中国长期以来，老百姓最需要，而且长期是非常短的一面。除了我刚才讲的，政府在这方面要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任务之外，不可能所有事情还要在市场规则之下，借助市场力量推动，政府跟市场两个联手，把我们这些短板会建设的更好，这个应该从长远发展来看，这是对广大的投资者、消费者非常有益的。

主持人：问一个网友特别关注的问题，很多网友关注，随着人口基数增大，现实国情造成的社会公共资源短缺，日益加剧，各级政府虽然希望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但是受制于资源匮乏，在很多时候限制力不从心，很多网友呼吁，社会资本应当进入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具备一个社会服务职能的产业中去，您认为这样的有没有现实意义?

王远鸿：政府的职能，有很多方面，以经济领域为例，它有宏观调控，提供公共服务，还有市场的调节，社会的管理，在遇到重大的，比如统一对外的时候，抗御敌人，这个单靠市场力量很难组织，在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遇到汶川地震，重大自然灾害，这可能仅仅依靠纯粹市场是做不了的。比如现在由于市场力量，造成的污染，要按照纯市场角度，谁都不愿掏这个钱治理，这个时候怎么办?可能政府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它会制定一些规则，去限制排放，还有一些协调区域之间的环境的治理等等，这实际都是没有一个政府去协调，可能将来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个在民生领域，在国防，重大的国家安全，我们这次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御敌人，内部维持国家安定，众多领域。政府现在做得不足，他要做的，从经济领域，对经济的过渡干预，从那个领域当中撤出来更大涉及民生领域，社会的管理等等，相对目前比较短板的地方，政府必须要发挥更大作用，这样中国才能保证商业长期稳定，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好的良好环境。

主持人：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过去往往同滞后性联系到一起，这次公报当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核心是什么?

王远鸿：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从萌芽到改革开放以来，现在因为市场实际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由于政府现在比较强势，可能市场在某些领域，刚刚比如说要素一些领域，重大的国计民生，像要素价格，可能市场，非市场的力量比较强，换句话说，受到政府的一些不必要的干预。比如说我们长期以来，我们中国的利率、汇率，可能更多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比如像利率市场化，已经开始了，但是路还比较长。另外比如说利率，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限，但是存款利率上限还没有取消，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还需要一段时间完成。这样的话，这种例子很多，还有重要的国内一些重要的商品的价格，水电油气，这些价格由国家确定。还有一些税收，该收的税收没收到，老百姓负担企业负担的税收比较重，进行减税，有很多领域工作。中央跟地方的势权，还有除了大量的城市收入之外，还有非预算类的收入，很多政府收费，是不是每个收费都很合适，我想可能还是准备进一步探讨，还有很好的进一步去改善的空间。

主持人：我们再看一下公报当中的一些内容，说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决定性的作用?

王远鸿：我觉得我们看好。

主持人：您看好这个前景吗?

王远鸿：应该说是，我刚才说所谓的“玻璃门”、“天花板”可能就是指这个，什么叫玻璃门，表面看可能有一些领域都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道无形的门，很难进入，天花板好多制度上的设计，比如对规模，对好多东西限制，人为通过这些，把民间资本排除了，这些东西可能通过一些体制机制改革，真正把这些东西给打破了，才能使刚才说的民间资本能够顺畅地进入。原来盖的图章很多，但现在从中央政府开始，把图章减得越来越少，但是中央政府不盖了，中央还要盖，从中央到地方，真正落实，真正把民间资本跟国有资本同等看待，这可能还是需要具体解决的。

主持人：您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民间资本在进入国有企的过程当中，主要障碍是体制问题吗?

王远鸿：强调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第一次用的叫根基，还有公有制非公有制，都是市场重要部分，重要阶段，根据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对民间资本，包括民营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一部分，原来一开始叫重要补充，现在都是并列的，是重要部分。从民间资本占整个投资的比重，现在基本占60%，已经实现超过了这个国有经济。现在我们当前如果政府要真正地放权，实际上民间资本还有进一步进去的空间和可能。现在面临的问题，把限制国有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玻璃门”、“天花板”打破，这样确实需要后面很实实在在推出一些领域，另外包括地方政府，还要做进一步工作，包括央企国有企业，真正收缩自己的资源，关键在体制机制上，建立约束和保障的东西，能够使民间资本有信心进，除了有能力进，更重要有信心进，关键获得他合理的回报，只有做到这三点，我想民间资本真能进入，我觉得可以，非常值得期待。

主持人：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民间资本，能够更顺畅地进原本被国有资本垄断的经济领域，您解读一下，在这次公报当中，对国退民进这块，怎么来表述的?

王远鸿：中国的传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中央，中央政府一直在调，这几年一直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结构从大的方面说，是内外需结构，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多靠内需，这是第一大结构。第二大结构，内需当中投资和消费结构，使它恢复到比如让老百姓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投资过快增长，带来很多大家环境，人员资源的短缺，尤其像北京，现在全国性雾霾天气，可能都会大规模投资所带来有关系，下一步应该如何通过发展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更多的是消费，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咱们产业结构也要进行调整，总体上保持农业的稳定，减少对二产，尤其是落后的二产当中落后的产能，高污染、高污耗产业，把三产作为发展方向。拼要素，拼低成本，低价格，通过拼低水平，低要素，消耗环境转向科技，向创新未来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使将来的发展成果，更多惠及老百姓。在大的背景下，将来对投资的依赖，可能会越来越减少。现在来看，投资目前还是相对很关键的，因为勾勒出了未来到2020年，我们希望在2020年前后真正实现这样一个结构的转换。

主持人：通过您大的框架，大的方向解读，大家应该能够捕捉到，对于大家关心的一些细节，接下来会在哪方向的政策。刚才您在开头讲到这个背景的时候说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的状态，转变到中高速增长，中国现在经济面临这样一个调结构现状，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如果还用这样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够持续下去吗?

王远鸿：跟刚才这个，可能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实际上从政府把审批权已经给放下去，下一步，现在在经济领域，比如现在投资的审计权，下放比较多，下一步政府已经规定了，只要政府没有明例说你不能进入，都是可以，都是开放，都是可以去的，这是以前非常大的理念上的变化。还有比如说，下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要素价格领域，中国改革是最落后的，商品领域相对已经基本改完了，下一步准备要素领域，包括利率、汇率，包括资本市场等等，甚至像我们财政中央地方的实权化，地方政府承担跟它财权相应的势权，把政府真正解放出来，这可能下面有很多很具体的工作。作为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这是一个刚性的，未来八年左右，到2020年改革总的路线图，但是一些细则，一些细的东西，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陆续会推出一些有关的细则，大家觉得现在感觉这个报告，相对来说不是太解渴，或者不是太过瘾。我相信可能经过各个部门的不断努力，大家可能以后会越来越看到让大家感觉眼前一亮的东西。

主持人：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推动230多项调整，您觉得，在接下来这方面，还会有哪些调整?

王远鸿：以经济领域为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首先是要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提高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这个体系包括政治文明生态各个方面，以经济这方面为例说，像财政体系、财政制度、金融制度，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收入等等，构成一个实际上完整的体系。从这方面说，比如像财政领域可能要推进一些改革，金融体系等等，在原来比较好的体系，政策框架一些前提下，可以有进一步深化，通过改革开放，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剔除掉。我觉得这个方面，通过这个进一步体制的体系的建立，才能为国家的职能能力构成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王远鸿：这可能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叫治理体系，一个叫治理能力，建一个好的体系，是提高能力的基础。这个体系如何建立，我相信可能这个治理体系，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

主持人：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网友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话题，关注特别高，而且有很多的观点，在这个话题，在公报当中，我们看到，最终是被表述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您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哪些新方面要求，接下来我们还能够看到政府会在哪些方向有一个变化?

王远鸿：还有一点，比如说特别强调的是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民主，以前也提过，这次应该说我们大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大家对这方面给予很高期望，我们期待政府在经济领域放权同时，在相关政治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管理这些领域，能够有更多的民间的资本，民间的呼声，这样有更通畅的渠道，更好的方式，跟未来政府执政能力更好结合。

主持人：除了您刚才说的这点，还有哪些是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内容?

王远鸿：现在还面临很多的约束，因为从长期思维定式、路径依赖来说，从前咱们中央一些政府部门，都已经习惯了比如政府在关键时刻，需要政府去挺身而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在经济相对比较平稳的时候，大家希望政府更多去放手，政府管得少，一旦经济出现大的一些波动，可能更多希望在关键时候，政府要挺身而出。这时候可能是第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二个，确实政府在推进很多进一步地改革，包括放权，还有很多领域工作，需要做，扎实做，经过这么长时间探索，我想中国可能会进一步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主持人：这个转变对中国当前背景下好实现吗?

王远鸿：装在政府身上的那只手，给它拿下来，让市场这只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前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政府都相对扮演一个很强势的作用，抑制市场作用。我刚才分析大背景转换，这里面提出，如果劳动支持技术和管理资本，如果活力不能够竞相迸发，为未来中国发展，保持中高速阶段，增长驱动可能是不同的。

主持人：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靠政府出台政策调控，靠市场自己来调控。

王远鸿：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现在应该可能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第一次很明确地提出本次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更加强调是现代化，这当中实际上就对进一步政府体制的改革，让市场发挥更重要作用，这是当中提到发生决定性作用，以前提出叫基础性作用，把市场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完善咱们社会主义制度，从政府本身做起。

主持人：这次全会公报内容已经公布，您看了公报之后，内容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远鸿：第三个背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现了10万亿投资，在拉动当时经济增长同时，带来一些后继的影响，消化这些比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的累计，这样一个要消化过去甚至带来不好影响的势头，这个时候结构调整压力很大。还有一个大背景，中国前30年的高速增长人口，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应该说中国高速增长的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压缩，寻求一些新的增长动力，这时候众望所归，对改变进一步开放有很高期望。

王远鸿：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有几个大的背景，第一个背景是从全球的观点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现在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比较大的变化。第二个背景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10%左右的增长，现在到了一个切换到中高水平增长，可能在7%到9%的速度范围，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实现了GDP向一万元高收入国家迈进，渡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11月12日下午的公报，第一时间通过媒体传遍全国，接下来的改革风向又将有怎样的动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解读这次大会的公报。王主任您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样一个背景是怎样的?

央视网：11月12日20:30，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作客中国网络电视台演播室，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本网对该访谈进行图文直播，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