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汪副总掌握实权，倒不如说他分管的工作实惠，有“彩头”。说白了，他管的工作全都是“吃香”的差事，市场业主不求他还真不行。市场中的广告发布，市场里的工程管理和摊位管理，必须汪大田点头，否则即便你找到了总经理也没用。

汪大田自以为是的性格和“反腐英雄”的光环，巩固了他“一个人说了算”的集权地位。他内心多疑，总爱过问公司其他领导的分管工作;外表强硬，动辄对集体研究的工作提出反对意见，监督他人可谓尽职尽责，而自己在行使职权时，偏偏执意要暗箱操作。揽权也许是汪大田从付厚刚那里汲取的“经验”，而用权之手段则是付厚刚所不能及的。

汪大田认为，“有权就有钱，权能生钱”。他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接近“二线”，台上的日子没有几年了，能捞一点是一点。因此，他在索要钱财时表现得尤为精明，往往能做到把握心理、审时度势，“该出手时就出手”。他能分清哪些客户是长期合作伙伴，哪些客户是“一锤子”买卖;哪些项目利润大，哪些工程结算能“拖”出钱;哪些没有眼色的业主能挤出“油”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财富”的积累，汪大田的权力欲、金钱欲日益膨胀着，他已经不能满足收受市场业主和工程客户逢年过节送的三五千元现金或购物卡了。他决定拿几位老客户开刀，利用手中的权力猛敲他们几笔。2008年的一天，汪副总酒后打电话给徐州某建筑装潢公司经理李俊，要李经理买一辆面包车给他开。可半年过去了，李经理害怕承担因汽车事故造成的责任，就拖着没办。汪副总又提出和李俊合买面包车，双方各出一半车钱的想法，逼得李俊打消了原本自己购置一辆轿车的计划，乖乖地给汪副总送去2万元现金。

行贿人李俊在作证时告诉检察官，由于他和物资市场是长期合作伙伴，他经营的广告业务归汪大田管，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得罪汪大田，有时明知汪大田故意索要钱财，为了搞好关系，也必须违心送上。

然而，汪大田则解释自己的上述行为不属于受贿，而是“分管的工作做完了，一种随之而来的答谢关系产生了”。

办案检察官还从行贿人的笔记本中发现，汪大田在工作中养成“靠山吃山”的恶习，就连他正常的家用开支也不放过叫工程客户埋单的机会。2006年3月，吕伟在汪大田办公室闲聊时，汪大田有意提起儿子想上网，但是家中没有装宽带，吕伟心知肚明，拉上汪大田来到营业厅，替他交上906元网费，汪大田如愿以偿;2006年7月，汪大田想要装修家中的厨房，打电话安排吕伟找人帮他干活，1000多元材料费、工时费又落到了吕伟的头上。

对待外地工程客户，汪大田下手既狠又快，确保人不知鬼不觉。2009年初，浙江湖州某电梯公司老板申爱国得知徐州物资市场要装两部运货电梯，便前往汪副总办公室推销介绍。见面后，申爱国留下资料和联系方式的同时，也许诺了好处费。本来应当招标的项目，因为有好处，汪大田擅自决定使用申爱国代理的电梯。当然，结算时，汪副总也没忘记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告诉申爱国。随后，2万元人民币如数到账。

不过，汪大田对收礼的态度还是蛮端正的，那就是“来者不拒”。不少业主反映说，汪副总收礼不嫌弃多与少，档次高与低，总之一句话，找他办事最忌讳空手。的确如此，检察官在搜查办公室时既看到了名烟名酒，也看到了中低档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