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新教科书

于红艳并不知道，在她为教科书发愁的时候，一个由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正在进行。这实际是一个编教科书的临时集体，承担着1978年版国家统编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研制、编写及出版。

年近不惑的王宏志被从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征调回这个集体。1961年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人教社，编写了文革前的历史教材，主要编写小学中国古代史部分。文革期间，一直承担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人教社一度被撤销建制，数百名编辑星散到全国各地，王宏志在下放数年后回到北京。

这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项——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他要求教育部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中组部一纸调令，包括王宏志在内的人教社原有教材编辑人员很快被从全国各地召回北京，并又从全国18个省市区的大中小学借调了大批骨干学者和优秀教师。由于人员众多，且人教社原有办公楼被占用，邓小平直接批示将西苑宾馆的一栋楼特批作为办公地点。

王宏志和一批在北京的专家学者率先进驻西苑宾馆9号楼，此后的一段时间，陆续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加入。

众人很快就忙碌起来。一批编辑人员被分派到13个城市，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制定、编写工作展开调研。教育部也特聘了45名各学科的著名专家作为顾问，包括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等等。

编辑们很快遇到了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尤其在自然学科领域，一经恢复，应该选择什么内容进入教材，沿袭60年代初老版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还是选择新知识？对于新知识的获取和判定也无从下手。

邓小平再次拍板：“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有益的东西。”并且从紧张的国家外汇储备中拨出10万美元专款，让我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各国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并尽快空运回国。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毒草”，让编辑们目瞪口呆——近30年的中西隔阂，我们已经被世界最前沿的文明成就拉开了这么长的距离。

数学编辑发现，西方国家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而生物编辑则在美英等国的高中生物教材中，看到从“分子水平”阐述生命活动本质和生命活动规律已经成为常态。这些内容，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专业教材中，也不常见。

编辑们开始补课，并将这些散发着新鲜味道的知识，小心地移植到自己即将出版的新编教科书中。

此时的“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已从西苑饭店搬到了香山饭店的中式瓦房。仍是每人一张床加一张桌子，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王宏志等人教社的老员工还把家里的大量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

1978年秋天，小学、初中和高中起始年级新生，如期拿到了人教版新书。直到1980年，各学科各年级的教科书全部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