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第六套教材。人教社供图

67家出版社出版的175套教科书，学校可以随便挑选适合自己的。

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拥有一本教科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些学生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Q吧)，即因为没有合适的教科书而落榜。

那时仅有的教科书中，孔子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

文革结束后，国家专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重新编写教科书。如今，在中国古代史中，孔子成为了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30年中，教科书几经嬗变，如今正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1977年的冬天，高三学生于红艳和姐姐抱头痛哭。姐姐一边哭一边指着书架上的一堆“课本”告诫于红艳：“这些东西根本没用！”

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姐姐落榜了。为了帮助女儿复习，于红艳的父亲托人四处收集了几乎各科的教科书。

这些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的课程和教科书，封面上无一例外都是革命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大段语录和套话均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

在于红艳的印象中，物理教科书被简化成了“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科书则简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

姐姐放弃了继续参加高考，顶班进入县城的造纸厂当了一名工人。这对于红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上大学同样也是她的梦想。

最终，还是于红艳的老师翻出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的书本，从中摘抄了一些要点，用蜡纸密密麻麻地刻了几页“复习提纲”，权当教科书。更多的内容，老师会板书在黑板上，于红艳和同学的课余时间，就是在不停地“抄书”。

凭着刻印和手抄的“教科书”，于红艳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

进入大学后，于红艳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师范生补贴，在大学的书店里一口气买了20多本教科书，寄给自己的高中老师和落榜同学。

当时，距离于红艳最近的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套教科书文革后不久就被停止使用。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全国的中小学生都遭遇着和于红艳一样的尴尬，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