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希贤认为，1997年制定试行准则，是因为当时我们党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从政、执政仍处于探索阶段，经过多年的认识、了解、把握，在实践中逐步明晰、逐步发现问题、把握规律，逐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反腐败的工作空间越来越广，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这都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廉政准则》中诸如“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等一些新的提法，正是体现其修订既继承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传统，又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同时，也是对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回应，紧扣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实际，将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规范与市场运行规则统一起来，这正是执政党摸索执政之道的又一进步。

李成言认为，《廉政准则》的深刻内涵还在于全面详细地对“炫耀性”腐败和“身边人”腐败进行治理和规约。比如说《廉政准则》第一章第六条就明确规定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在具体的条目中，从公款报销、楼堂兴建、公款住宿、公款行车以及庆典活动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规约；在第八条中，《廉政准则》还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弄虚作假行为进行规定。这样，就基本上涵盖了党员领导干部有可能进行“炫耀性”腐败的主要途径，为有效治理“炫耀性”腐败准备了党内治理依据。对于“身边人”腐败，《廉政准则》在第一章第五条中予以明确界定，从提拔干部、公费资助、接受调查、私人谋利和经济活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八个不准的规定。这样，就深入到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层次，将腐败治理的制度化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