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于生活和成长的经历，80后农民工从进城的那天起，就带着挣脱乡村传统秩序的精神标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的青春和情感艰难生长——

我不叫“农民工”

这是一群与传统农民工不一样的人。

“报纸电视上把我们叫农民工，我不喜欢这种叫法！”张敏军拿着一份报纸，一边翻看，一边嘟囔着。他喜欢阅读青年类的刊物。他对农民工这个称谓似乎很敏感，他说：“这种叫法让人心里不舒服。”

2009年岁末的最后几天里，这个天水农村的小伙子，在兰州市宋家滩一个封闭的二层楼院落里，把自己安顿了下来。之前他去过深圳、北京，有过三四年的打工经历。12月22日，他乘坐火车途经天水没有下车回家，直奔兰州。同样大小的房屋，二楼对面住着他高中时的同学黄亮小两口。几天前，两人通过电话“密谋”以后，张敏军投奔同学而来，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现在，他来兰州的真正用意是躲避一桩由父母和家族成员联手撮合的婚姻。

当日下午3时，他给老家的父亲打电话，告诉自己刚换的手机号码，说工作找好了，年底很忙，过年时就回家。

“工作是亮子找的？”“嗯！就是。”其实，为了不让大人操心，张敏军向父亲撒谎搪塞了一下。他是干水暖的，这活儿只有自己碰运气去找。

电话那端语气很强硬，“爸，你听我说……”张敏军几次试图申辩什么，都欲言又止。他的脸色逐渐沉了下来，“好吧！过年我回家。”好大一会，他坐在床沿上沉默不语。

这是父亲一年来最严厉的一次警告。今年春节期间，家人给他张罗了一个对象。牵线的堂嫂关切地说，“小敏，你要是看上了人家姑娘，就把1万元放下，看不上，把礼品放下咱们就走人。”但堂嫂又劝告他，“女孩子我见过，初中毕业，也有文化，很懂事的。”

那天，张敏军没有明确表态，但给女方家放下了整整1万元。按照农村风俗，这意味着下一个程序出更多的礼金后，这门亲事就算最后敲定。但将近一年，张敏军在北京打工一直拖延未能回家，他没有明确表态，父亲因此态度坚决。

到兰州来，离家近了，他希望缓解一下父母的焦虑，再作打算。而眼下，他顿感不知所措。

房间里没有生炉子，此刻他的心情和房间的空气一样冰冷凝重。

下午4时，张敏军出去买了50块蜂窝煤，房东大爷低声告诉他，“煤块放在房子里，房客多，人杂！”

一个多小时后，黄亮打来电话告诉张敏军，“晚上一块吃臊子面！”但这个晚上，张敏军的压力似乎又增加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