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夷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从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以探悉夷情,着重了解鸦片生产、销售、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起,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更广的历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曾任东印度公司长驻广州的“大班”德庇时(Davis,SirJohnFrancis)所著《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1839年底,他在天后宫接见了一艘遭风遇难的英船上的船员,船医喜尔(Hill)生动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颇能看出林氏的思想与作风。据喜尔记载,“为了向我们表明鸦片生意的可耻及最近几年来它的增长”,林则徐交给他们一些附有部分中译的英文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书,上有详细的鸦片销售量。林则徐还详细问了他们一些外国情况,尤其要他们将生产鸦片的地名一一写下,当提到土耳其也出产鸦片时,林则徐问土耳其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所属之地。当林听说土耳其不属美国,且距中国有一个月航程时甚表惊讶。林则徐还交给他们一份致英王照会,照会中仍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并认为中国的“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丝、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这种中国可以不用外国货但外国一日不能离开中国货的“天朝上国”心态使喜尔读后哑然失笑。然而,不能不使人惊讶万分的是,林则徐对此不仅没有丝毫不快,反而虚心地问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地方。喜尔等知趣地回答说有些语法错误,于是林则徐要他们到里屋修改信件,还给他们送上茶点。“天朝上国”的“钦差大臣”竟如此厚待外夷,确实“大胆”地违反了当时森严的“礼制”。

使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Emericide)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的翻译。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开始放弃“天朝”规则即是“天下规则”而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意义确实重大。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出版。

秉承林则徐意旨的《海国图志》不仅是当时最为详尽介绍各国之书,使国人眼界大开,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违禁背俗之作,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守旧派的“众矢之的”。此后,展开了近代中国的种种争论。

林则徐率先提倡、实践的“师夷”之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巨大飞跃,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是近代中国逐渐生成的“新文化”的起点。因此,50余年后,康有为认为“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百余年后,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诚哉斯言!(雷颐 原题：精神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