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的夜，对于“两航”人来说是激动而紧张的。他们一一通知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客人，说飞机有故障不飞了。

翌日5时许，12个起义机组、56位义士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机组办理完各项手续，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

国民党空军前战斗机飞行员、“飞虎队”成员机长林雨水是目前两位健在的机长之一，他把夫人周秀笙、两岁的女儿林慰慈也带上了起义北飞的飞机。

60年后，林雨水老人说：“我那天带了一把手枪，当时就想，国民党特务如果不让我走，我就拼命。”

“飞往台北”“飞往重庆”“飞往海口”“飞往……”各架飞机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后。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10分钟后，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

6时30分左右，12架“两航”飞机载着大量航空备用器材，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控制后，立即调整航向，向北飞去。

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起飞拦截，北飞机群保持高度警惕。

机群飞过长沙约10分钟，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里：“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

这是党中央为“两航”起义飞机特地安排的无线电信号。各机舱里一片欢呼，有的机组兴奋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9日12时15分，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余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也分别于9日中午和下午陆续安全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刘敬宜、陈卓林发表起义通电，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更多“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效力。

这个消息用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震惊了世界。

“两航”起义不但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提供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两航”起义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相继效仿，起义脱离国民政府。

如今，“两航”起义的12位机长大多已经故去，两位健在的机长，一位是在上海的秦永棠，还有一位是在香港定居的林雨水，都已年近九旬。

1949——他们听到了解放的炮声，却在黎明前最后一抹黑暗中倒下

住在重庆垫江县城的盛国玉已经83岁了，她至今也不知道，当年为何会把她关进那个恐怖的渣滓洞里。

据说是因为特务在搜查一个地下党员时，从随身的本子上发现了她的名字。1948年9月，特务把她从县城带到重庆，关进了渣滓洞。

跟她同一个牢房的，还有著名的江姐——江竹筠。

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里最恐怖的一幕——“11·27”大屠杀中，盛国玉成为唯一的一名女性幸存者。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突破了重庆外围的白马山防线，先头部队距离重庆不到50公里。

这一天，距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中国已经宣布成立了。”盛国玉回忆，当时职务高的共产党人关押在白公馆，他们能看到报纸，知道一些消息，但关押在渣滓洞的难友们知道的不多。

盛国玉关进渣滓洞不久，渣滓洞取消了放风。她说：“很多人都猜想，重庆很快能解放了。”

1949年11月14日，那一天盛国玉记得很清楚。

“是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盛国玉回忆，有特务到女牢门口喊：“江雪琴，出来！”

江雪琴，是江姐在狱中的名字。

对面楼上的男牢里也有男同志被押下来了。大家马上就意识到，特务要杀人了。

盛国玉回忆：“江姐没来得及跟我们说什么，我只看到她把一直带在身上的相片拿出来亲了亲，然后又装了回去。”过了很多年，盛国玉才知道那是江姐唯一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

江姐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说江姐肯定已经死了。”盛国玉也感觉空气中到处有血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