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魂

1979年3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把我从陕西“吹”到了《福建日报》。打倒“四人帮”，经过拨乱反正，新闻工作者释放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成业务改革的干劲，大家一心想按新闻规律搞好报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积极报道突发事件。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22年报纸工作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媒体领导的改革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体的改革力度。

看到现在有些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尴尬状态，听听一些记者的牢骚，我庆幸自己刚到报社时遇到了好领导。记得我刚调到报社时，曾写过一篇永安县中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队长枪走火打死打伤群众的突发事件报道。现在看来，这篇稿件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思想、政治形势下，能不能见报？自己也没数，只知道作为记者我有责任把事件反映出来。我清楚地记得，老总编刘岳峰同志非常重视，专门把我从三明叫回编辑部，几位正副总编都来听我汇报，认真研究，最后老刘拍板：发，而且要一追到底。稿件发在一版头条位置，六栏竖题。后续报道一直追踪到中队长被逮捕、判刑。领导这样的支持力度极大地鼓励了我参与新闻改革的积极性。调回编辑部后，我又写了因省计委水泥供应、调运计划不周，造成永安水泥厂经常压库停产的批评稿，点到了当时的分管副省长。在领导支持下也发在一版顶栏加框，而且是通栏标题。

当时只是朴素的感激之情，后来我当了报社领导，才体会到当时老总编们这样支持我搞批评报道，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业务魄力，套句不恰当的话：“育儿方知父母恩。”一个媒体，领导以党的事业为重，坚持改革，记者、编辑敢于直面现实，按新闻规律采写稿件，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行动才能得到切实的版面体现。我感谢老领导无私地培养了我，更认识到继承这样的党报新闻传统，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政治修养和业务能力。当群工部记者暗访104国道“三乱”现象受阻时，我想到了当年老领导是如何支持舆论监督的，知道这时记者、编辑最需要的是领导的支持，便坚决让这组稿件见报，当然在处理上也认真研究相关政策和监督艺术。这一战役打了整整一年，最终得到了国务院纠风办和省委、省政府的表扬。

1982年，我在工商处当编辑，报社正酝酿新的新闻业务改革，我想仅仅是简单的写作改革已经不够了，但是从哪个方向去推进改革呢？心中没数。我花了三天时间，到工厂、商店和福州市级机关等基层单位作了一个小型调查，读者反映当时的二版每天按行业出成“专版”，一天工业，一天农业，一天文教……太单调，阅读兴趣不大。工商处讨论改革方案时，刘岳峰、林振夏、徐明新几位报社领导都参加了，我提出了把二版改成综合版的设想。想不到，党组在改革方案中吸收了我的意见，而且把我调到了总编室。记得刘岳峰同志当时还对我说：“你提出了这样的改革方案，就自己去实践一下吧。”

然而，当改革方案付诸实施时，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各种阻力都会或隐或现、或强或弱地表现出来。就是坚持短新闻也不那么容易。记得有一位老记者发了一篇3000多字的通讯，说实在话，一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版面可发，二是稿件长了，确实也有拖沓的地方。我和当时二版的几位编辑商量后，决定大刀阔斧地删改成一篇340多字的小通讯。想不到第二天见报后，这位老记者非常生气，找到总编室来，还找了林振夏同志。老林当时说了一句：“我们给芝晓的任务就是把长稿改短，我看改得不错嘛。”我听到后，心里很感动，新闻业务改革的信心更足了。第二年，这篇小通讯获得了省好新闻二等奖，风波也就完全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