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的时候，我喜欢背个包，里面装着数码相机、笔记本和小水壶。那个黑色的布包上嵌着红红的4个字：福建日报。自从几年前得到这个背包之后，我背着它登山、涉水、进村、入户，还跨过海峡去台湾。有人问我：你是福建日报的？我微微颔首，笑而不答。虽然我不是报社在编的记者，但已经当了近三十年的通讯员，似乎也该算是它的人了。

第一次来福州就是到福建日报社。那时才18岁，回乡务农的我被县武装部借调去搞宣传，当时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湄洲岛女民兵的报道，武装部的领导就派我把稿子直接送到报社。那时候报社的办公条件与今天无法相比，但编辑人员的一杯清茶与几句真情的问候，却让我倍感温暖。今生与福建日报的缘分，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几年后我落户福州，虽然我的工作岗位与新闻相距甚远，但我总是用自己的笔，去缩短与报社的距离。那几年，福建日报的记者和编辑给了我很多支持与帮助，他们与我合作采写了多篇反映电子工业发展的稿件，我采写的反映本部门工作的新闻稿也时常见报。如果没有那些亦师亦友的记者与编辑，在新闻写作上刚刚学步的我，不知要多走多少弯路。

后来，我开始向福建日报副刊投稿，杂文、散文都写。我的第一篇杂文，是在编辑的指导下经过修改才发表的。当时的编辑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到报社与他面谈，从段落到句子都细心地提出修改意见。随着我在福建日报刊登的杂文日益增多，2001年，报社专门为我和其他两位杂文作者举办一次杂文研讨会，邀请我省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及编辑参与研讨，时任总编辑黄种生对我们的作品给予充分肯定。之后，《传媒天地》用11个页码的篇幅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刊登有关评论文章及作者的发言。《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为我的作品所作的评论，后来又在福建日报刊发。这种让普通通讯员“出尽风头”的举措，是福建日报社重视与关心通讯员队伍建设的生动体现。曾经有一段时间，“武夷山下”副刊每月出一期“东南笔会”专版，上面刊登的多是文学名家的作品，绝非名家的我给副刊寄去的一些散文、随笔，也被安排与名家的作品同台亮相，在文学道路上学步的我因此倍受鼓舞。十几二十年过去，文艺部的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关心、重视业余作者来稿的作风一如既往。福建日报定期开辟“每周评论”版之后，总编室评论部的编辑与我建立了联系，每回我的稿件发送过去，编辑都及时用手机短信反馈稿件收到的消息，并对来稿进行认真处理。偶尔出现由于版面安排问题需要删减原稿的情况，评论部的主任还亲自打电话与我征求意见。这种充分理解与尊重通讯员劳动成果的精神，无疑大大增强了报社的凝聚力与报纸的感染力，也使许多像我这样的通讯员对报社产生了亲切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