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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图片说明: 上图:厦门大学路附近民房( 敌兵溃逃时烧毁惨状) 。 中图:我军勇士战斗空隙到支那人理发店理发剃须。 下图:敌兵烧毁的民房。 记者注:图片说明中的“敌兵”即为中国士兵。尽管特意标注民房为“敌兵溃逃时烧毁惨状”，但据受难幸存者回忆，烧毁民房是日军所为。 《台湾日日新报》的图片说明为:修缮双十中学的俘虏。 记者注:被强制修缮双十中学的俘虏，在日军的强迫下辛苦劳作，与日军声称沦陷后的厦门成了老百姓的“乐土”形成了鲜明对比。 厦门日报讯（记者 何无痕）“……为保护第三国人民生命财产, 日军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努力确保安全, 对善良的支那人也视为第三国人民同等对待, 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篇名为《占领厦门岛》的报道，发表于1938年5月10日《台湾日日新报》上——那一天，厦门正面临即将沦陷的生死关头。 是否真如这篇报道中所言:“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时的这些“亲日”媒体，又是如何记录厦门的抗战图景？记者今天就从书中截取这一份份版面、一则则消息, 让它们和当年亲历厦门沦陷的受难民众“对话”，再现当年的厦门抗战风云。 日军炫耀战果，老报纸记下罪证 专家解读:日军空袭厦门的投弹数及死伤人数与报道相符合，这份真实的数据恰恰反映了日军的暴行 《台湾日日新报》上，1938年4月9日一篇名为《战果累累, 荡气回肠, 我荒鹫（注:日本人对日本轰炸机的称呼）空袭福州厦门等地》的报道中，清晰记载了投弹次数伤亡人数——虽然试图反映的是“效果巨大”，但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沦陷前日寇是如何对厦门发起进攻，以及无辜人群的伤亡惨状。 报道原文写:“据厦门特约通讯员报道, 日本飞机24日大举空袭了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厦门方面由从漳州撤离的某机组中的某机在下午2:55执行轰炸, 向曾厝垵的军事车辆投下20多枚炸弹, 3:08飞离厦门, 炸死2人, 炸伤6人。在四五个小时的短时间内向三个地方总共投下了100多枚炸弹, 摧毁120-130间建筑,炸死60多人,炸伤100多人,效果巨大。” 洪卜仁告诉记者，根据资料统计，当时日军空袭厦门的投弹数与死伤人数与报道相符合，而这份真实的数据也恰恰反映了日军的暴行，“用我们厦门的一句老话来说, 就是‘用他们的话来堵他们的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军侵厦没有无辜居民伤亡？ 真实情况:一个小村子70余人，被杀死24人；沙坡尾渔家居住的“后船仔厝”被日军全部烧毁；现民族路一带的铁板屋也全部拆毁，渔民不是被烧死便是被枪杀 1938年5月14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有一则来自报业同盟的报道，和文章最开头提到的报道如出一辙，这里又一次强调日军“仁义”—— “5月10日早上登陆厦门岛的我陆战队疾风劲雨般地扫荡敌军, 13日已完全占领该岛。其间, 不但第三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无虞, 对一般支那民众, 我军也在战斗开始前用飞机播撒传单, 恳请他们暂时撤离战区。” 对于攻击开始后的情况,报道中写:“又尽可能只以敌军和敌阵地为目标, 因此, 民众损失极小。”报道的具体内容中也提及:“无辜居民没有人因这次占领死亡。” 如果相互印证，播撒传单的细节确非杜撰，只是并非“仁义”而是威胁。根据厦门文史学者洪卜仁从当年《满洲日报》中获取的信息:5月11日黎明，日军飞机窜入市区和鼓浪屿上空，散发传单，声言即将进攻市区，劝告停泊港中的外轮和居住市区的外国人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这样的口气，与所谓“恳请”“一般民众”“暂时撤离”，大相径庭。 而所谓“无辜居民没有人死亡”的提法，更有成百上千的受难幸存者用家破人亡的回忆血泪控诉——据亲历者来自五通村的村民林灵安回忆，1938年5月10日，日军登陆时，他一跑出家门，就有日本兵拿起刺刀向他猛刺，他躲闪得快逃过一劫，而一个叫陈秀治的阿婆，在被日寇的枪弹打伤在地后，家里丈夫和五个儿女、儿媳从房里冲出要救她，却被日军强令跪下一一打死，小小村子70余人，一下被杀死24人；亲历者洪秀清看到日军开船，从海口登陆，老百姓一班一班跑，日本的机关枪疯狂扫射，老百姓全死在海里的画面…… “民众损失极小”吗？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沙坡尾渔家居住的“后船仔厝”被日军全部烧毁，现民族路一带的铁板屋也全部拆毁，渔民不是被烧死便是被枪杀；而海滨一带如帆礁、水仙宫、厦门港等处的民房被日军尽行烧毁，原因是“恐抗日者从海滨爬上袭击”。 厦门沦陷后治安稳定？ 真实情况:厦门沦陷后，原有26万多的人口骤降到几万人。小小的鼓浪屿竟塞了11万人，其余难民则逃到泉州、漳州、南洋等 1939年2月10日，台湾的《诚》杂志中，一篇报道提到:“以前嚣张的小偷最近少了很多,治安的确立证明了厦门已获得新生……”而1938年8月24日，《台湾日日新报》上登载了一篇由记者铃木生所写的长篇通讯《复兴路上的厦门观感》，也提到了类似内容——“自从皇军占领后, 戒备森严, 小偷根本无法入侵, 百姓高枕无忧……厦门市和禾山农村治安井井有条。” 所言安居乐业的场景，都是想说明当时的厦门是“名副其实的乐土”，《台湾日日新报》上写着:“吸引着鼓浪屿难民大量回归，最多时一天内有4 0 0人回来, 少的时候也有2 0 0人……逃到内地(福建省的泉州、漳州、海澄等地) 的难民动不动就被强征各种税收。不分老少, 只要是男的, 就被抓去当壮丁, 苦不堪言。他们听说厦门安居乐业的消息后,冒着抓住会被砍头的危险, 趁夜坐小船逃到鼓浪屿等待机会回厦门。” 沦陷后的厦门，真是宁可被砍头也要回归的“乐土”吗？事实上，厦门沦陷后，原有26万多的人口骤降到几万人。小小的鼓浪屿竟塞了11万人，其余难民则逃到泉州、漳州、南洋等。就因为人太少、民生凋敝，为拉拢人心以说服难民回厦，日军还特地成立“难民归复团”，到各地卖力宣传“推销”，但效果不佳，上当返厦者寥寥。 【链接】 亲日媒体诬称 厦大将无法开学 亲历者回忆，厦大内迁长汀后图书丰实弦歌不辍 关于厦门大学外迁的旧事，早在1938年初《台湾日日新报》就有登载——1月25日，这则《反日抗日巢穴的厦门大学欲迁内地, 恐难开课》的报道中写道:“……支那军队早已做好了逃跑准备,市内民心动摇, 标榜抗日学府的厦门大学狼狈至极, 师生逃到鼓浪屿租界的福民学校避难。由于鼓浪屿也不安全, 校长萨本栋筹措了约5000元搬迁费, 打算把学校迁到安全的福建省内地长汀, 学生们却因为内地有土匪和共匪, 危险重重而不愿随迁, 选择放弃学业。搬迁后, 该大学将处于无法开学的地步。” 迁校的原因，并非如此。1937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金门，封锁了厦门港的出海口，为保证师生能正常上课，厦大校长萨本栋才决定迁校。而所谓“无法开学”也是无稽之谈。42级校友陈兆璋如此描述在长汀:“内迁各大学的学生都在豆也似的油灯下看书，而我们仍有电灯设备，实是不可多得……”当其他内迁大学闹书荒的时候，厦大图书却依旧丰实，42级校友朱良灏回忆:“阅览厅共有三四百个座位，经常开放着，从上午七时半一直到晚上八时半才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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