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的权力 “某种意义上,吴春明这类的高校教师构筑了学术领域的潜规则。所有机会的给予,都需要学生给予性的报酬——虽然骚扰者很善于给这个价格标签描上浪漫的色彩。”一直关注女性性骚扰问题的“新媒体女性”(一个性别平等倡导机构)召集人李思磐说。 厦大把吴春明和“青春”认定为不正当性关系,对“路西法”才认定为性骚扰,这让李思磐感到愤怒。“如果以是否服从作为性骚扰的标准,那么性骚扰的责任就被巧妙地转移到了受害者这一边。这会非常突出地加剧被害人的噤声效应,也污名了被害人。” 在她看来,两人只是结果不同:一个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吴发生了性关系,一个艰难地抵抗而得以幸免。但过程都是吴春明利用导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公职身份,采取类似手段对女生进行控制、接近和性骚扰。“学生有多少资源可以抵抗教授们,尤其是吴春明这样学霸级教授、‘学术男神’的骚扰呢?” 以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博士生导师只有14.6%是女性,硕士生导师也刚过3成。多数学术资源基本掌握在男性学者手中。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性别社会学学者王向贤看来,发生在高校中的性骚扰,与职场性骚扰有所不同。教师的权力与官商相比,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在学术的场域中意义很突出。“在由211、985、学科基地、博士点、硕士点等评价机制构成的学术权力塔中,学术资源高度不平等地分配着。与某个圈子领主的交情,可能会带来很多利益。” 王向贤说,如果毕业后要进入学术圈子,与某圈子领主的依附关系,都会在进入高校、立项、发表论文、评职称中发挥作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之一是进入高校,学生对学科带头人的权威选择屈从,这不是匪夷所思而是理性的。” “青春”曾想终结这段关系,“我很想摆脱,但我还没毕业,不想决绝地把关系搞糟,我摆脱不了。”在“青春”看来,自己后来因拒绝吴春明,几乎没机会继续深造。 “汀洋”认为,因为拒绝吴春明的性骚扰,自己曾被派往偏远工地,因为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她生病一个多月。“我觉得他在整我,就是换一种方式报复我”。博士入学7年,“汀洋”只拿到了结业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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