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保护方面有重大突破，在实现男女平等与保障妇女权益方面必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妇联执委马忆南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马忆南说，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原第六章的章名“人身权利”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并提前到了第三章；细化了对妇女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措施，列举了性骚扰的常见情形并规定了学校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的预防和制止措施，扩大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增加了建立妇女健康服务体系、提供妇女特殊生理期健康服务、建设满足妇女基本需要的设施等新内容。

明确性骚扰救济途径和防治措施

近几年，性骚扰受到社会关注。民法典第1010条对性骚扰作出了规定。

马忆南告诉记者，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性骚扰的几个条款与民法典第1010条等规定相衔接，进一步完善了性骚扰的预防、处置机制。这次法律的修改非常明确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还特别明确学校和用人单位在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方面的责任。

在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蒋月看来，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制度。第二十三条性骚扰的定义提供了性骚扰的基本判断标准，有利于统一司法审判。“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明确了性骚扰的类型，“等”也为未来司法审判实践总结经验，归纳哪些具体情形构成性骚扰预留了进一步细化的解释或者指引的空间。

第二十五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采取的八类措施。同时，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明确了加害人和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蒋月认为，这些要求为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提供了教科书式的具体指导，用人单位按照这八项规定去做就可以，增强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

“经完善后的性骚扰预防、处置机制在该法实施后预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马忆南说，防治性骚扰有望成为各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组成部分；学校和用人单位不敢随便推诿性骚扰投诉；公安机关将使用告诫书威慑加害人；受害人的维权途径将有更多选择。

强化对恋爱关系中和离婚后女性的保护

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马忆南看来，第二十九条加强婚恋交友关系中的妇女权益保障，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相比较事后且有限的救济而言，这一条规定就为分手后男方对女方各种“死缠烂打”的无赖行为提供了很好的事前救济方式，能最大限度有效减少侵害妇女权益事件的发生。

蒋月告诉记者，第二十九条是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发展，也是对民法典人格权禁令的细化，为妇女遭受特定亲密关系者侵害时提供人身安全保护。至此，结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法律为妇女免遭亲密关系者实施的人身侵害提供了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保护，更加完善。

尊重妇女意愿和特殊需求

按照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施行生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在妇女与其家属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尊重妇女本人意愿。

“第二十一条涉及到妇女医疗需求满足，明确规定尊重本人意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蒋月举例说，妇女对生产疼痛的感受存在个体差异。有些妇女对疼痛异常敏感，随着科学水平提高，加深了我们对个体差异化的认识，要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第二十一条不限于生育手术，还包括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老年妇女群体重大疾病的治疗，也要尊重本人意愿。在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过程中要贯彻落实法律规定，及时调整相关行业的规章制度。

蒋月曾参与地方妇女发展纲要编制工作，她发现妇女健康权保障还存在难点。此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妇幼保健机构，为妇女提供保健以及常见病防治服务。“重视公立妇幼保健服务建设，充分满足妇幼保健的特殊需求，为妇女提供疾病救治、保健服务及知识普及等。在广大农村地区，这是尤其重要的。”蒋月说。

第三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时，应当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配备满足妇女需要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蒋月认为，这项规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公共场所规划基础设施时要考虑妇女特殊需求，比如社区养老设施就要考虑老年特别是高龄妇女的特殊需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