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从妇女口述历史发现新议题”研讨会在京举办。此次研讨会由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女性图书馆主办，来自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科研院所的逾50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妇女口述史与妇女史研究、以妇女口述史赋权女性、妇女口述史研究的方法等议题展开讨论。

从女性视角增补历史真相 发现女性主体

口述史之于妇女研究的最主要意义首先在于以妇女口述史进入，可以发现被政治家、历史学家认为非官方非正式的社会经历。妇女口述史是填充妇女史，完善主流历史的重要方式。与会学者通过妇女口述史料收集及研究，重新解读少数民族、乡村社会历史，发现和理解女性自我意识与国家解放话语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备受青睐的议题。长江师范学院传媒发展与影响研究中心于凤静教授通过对少数民族鄂伦春族非遗传承人、年届89岁的额尔登挂老人的访谈，收集整理了2万余字的图文资料。借此，她全景式地呈现了鄂伦春族的历史演进、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与习俗，发现鄂伦春族少数民族为原住民的主人观、多民族平等一体的民族观、师法自然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女性为本男女平等的社会观等文化观念。

山西省社科院刘晓丽研究员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开展了村民群体口述史的搜集与研究，以弥补乡村社会史的缺失。刘晓丽在以村民群体为主的访谈中，关注到口述者在经历历史事件时所处年龄、性别、身份及职业、文化水平、性格特点、在村里的地位等差异，关注村民对人民英雄——李顺达的怀念和评价及对集体经济时期的集体记忆，借此从多个面向发现、记录乡村社会史。

发现女性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与主体能动性是妇女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通过对参与小三线建设的女性口述文本的分析，发现其自我意识交织在国家、集体、家庭、劳动、历史记忆等多个场域。这些女性身上同时存在着“异化与抗争”：一方面，她们在政治动员、集体主义、阶级话语等方面呈现出被动性；另一方面，她们在不断寻找“自我”生存空间，对国家、集体、传统文化具有一定能动性，追求“自我实现”。

赋权女性的妇女口述史

妇女口述史研究致力于发现“被遮蔽的女性”，弥补主流男性视角主导的历史之不足，也通过讲述赋权女性，激发其主体意识。

天津师范大学杜芳琴教授通过其在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所开展的调查与实践经验，认为妇女口述史的功效与用途不仅仅在于留下历史的印记，填补妇女的历史缺失，成为妇女史填补主流史、妇女口述史填补妇女史的“双重补丁”；更重要的是妇女自我赋权、创新变革的利器，推动社区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周山村的女性通过讲述“妈妈与女儿的故事”激起“要改变”的信念，并通过系列讲述《咱们的故事咱们秀》《乡村故事：说说咱们的村规民约》，编写唱基于个体生命经验的顺口溜等在行动中实现集体赋权，并逐渐促成变革。

中国传媒大学王宇英副教授从历史创伤的影像书写角度出发，探讨公共记忆视野中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二十二》。王宇英认为，再现历史有助于消解创伤，亲历者可以在回忆与讲述中学会与残留的伤痛并存、和好。她进而表示，《二十二》主创团队在历史创伤再现过程中强烈的伦理自觉，令人钦佩。但是创伤记忆的书写更应该具备见证历史、提供证词的自觉意识。因顾及道德而忽视了对真相的追寻，会窄化纪录片的价值。

中华女子学院李慧波博士对由国际特奥会东亚区发起的，以口述史方式对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成员、相关人士所收集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分析口述史方法运用于智障人群所带来的影响。李慧波认为口述史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外力推动模式，介入和支持弱势群体，激活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她进而表示通过口述史的方法，让智障者及其家庭讲述，可以使其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其个体认知、激发生命活力，帮助其挑战刻板印象，使公众对智障人群和家庭有更多的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