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发展的消极影响

对女性持有善意性别偏见的不仅是男性，还有女性自己。相比敌意性别偏见，善意性别偏见因表面上的主观好意难以被感知为偏见，更容易为女性接受。越是在性别平等水平低的地区，女性越是渴望得到男性给予的“奖励”，比如经济上靠男性养家，得到男性的保护等。

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的角色限制和权利削弱展现在家庭教育、婚恋关系以及职场表现的诸多权力结构中，贯穿于女性的发展中。相比来自他人的善意性别偏见，女性自身对这一偏见的认同与内化，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大。

例如，家庭是个体最早遭遇和习得性别刻板印象的场所，父母的性别偏见会影响对孩子们的性别角色规范教育。国外一项母女配对调查研究显示，母亲的善意性别偏见水平能够正向预测青春期女儿的善意性别偏见水平，负向预测女儿的学业目标期望（获得学位）和学业成绩，展示了善意性别偏见对女儿们的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并通过影响女儿们的教育水平实现家庭的代际传承。在婚姻角色分工的研究中，男女的善意性别偏见水平显著正向关联倡导“妻子支持男性事业是天职”的婚姻规范信念。此外，女性在维持亲密关系稳定和事业成功中往往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现代社会中职业发展决定了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但善意性别偏见会促使女性为维持亲密关系稳定牺牲这一权利主张。

至于女性在职业情境中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在求职竞争力上，当女性应聘者遭遇善意性别偏见的招聘情境时，其认知任务的表现水平会显著降低。在职业选择上，当遭到恋人反对，从事涉及辅导危险男性或面试罪犯的实习工作时，无论对方说明理由与否，自身善意性别偏见水平高的女性更愿意服从这种限制。在职业期望上，比起遭遇敌意性别偏见情境，善意性别偏见情境下的女性对自己成为管理和政治领域的领导者前景预期更不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善意性别偏见是对符合传统角色的女性持有正向态度，在特定情境中可能会产生表面上“受欢迎”的结果，这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例如有研究发现善意性别偏见与反骚扰态度、支持受害者寻求法律援助间呈显著正相关。但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善意性别偏见的“好处”仅限于那些不威胁男性权力的女性及言行。因此，对善意性别偏见的评判，其参照对象应该是无性别偏见的情境，而不该是和敌意性别偏见的“两弊相衡取其轻”。

期待后续研究深化

善意性别偏见引起后续研究者们的注意，因为它与敌意性别偏见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女性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自主消极行为表现出的，比如女性主动降低对自己的学业成就和职业发展预期。对于善意性别偏见作用于女性的心理机制，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如刻板印象威胁论、成就恐惧论和制度正当化理论……

有些立场偏颇的观点责备女性对这种偏见的迎合甚至是“共犯”，但更具有开放性观点则认为，性别偏见的研究不该局限于个体的心理感受水平和个人层面的归因，而应该看到她们的实际处境，看到她们的身份地位是如何被社会化建构以及由此遭到的对待。也许善意性别偏见理论的首要作用，就是让我们看到女性自我代理的力量，这不禁令人想起桑德伯格的著作《向前一步》。而在探索为何女性无法撕开施加于己身的束缚时，也许最好的做法是首先看清这些束缚的来源。

未来随着善意性别偏见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对这一现象予以更多的关注，相信对于改善女性发展的境遇，将女性权益维护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将具有借鉴价值。

（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心理实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