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吉伟德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亲子工作室”是上海首批12家试点单位之一。早在2011年，沪江公司就设立了“应急班”，在幼儿园暂时停课、家中老人生病无法带孩子等特殊情况时，员工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司来。2014年，开出寒暑假班，今年挂牌“职工亲子工作室”。(8月21日《青年报》）

双职工家庭“朝九晚五”的工作，加上居高不下的保姆费，以及“全面两孩”政策激活的生育意愿，导致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严重不足。数据显示，五年来，尽管全国公办园增加了1.7万所，但总体占比仅33%，仍有约1/3的适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城市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比例偏低，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流动人口子女“入园难”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原本学前教育的资源就严重不足，“全面两孩”放开之后将会进一步导致情况恶化。

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以实现“带娃上班”的愿景，一度是“单位化管理”体系下的一种福利。同时，可以缓解公共投入不足，充分发挥社会参与的力量，共同解决学前教育的瓶颈问题，有“社会事社会解决”的意味。不过，“带娃上班”若不能解决公共属性和责任兜底的前提，则容易成为一种负担转嫁，并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从上海等地试点来看，“带娃上班”的制度设计善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经费谁来负担”的问题。一位工会负责人透露，一个短期暑托班各种费用就要两万元。而像沪江公司那样的“宝宝房”，公司每年要投入数十万元运营费。显然，若费用全由企业和单位来承担，注定难以持续。必然要建立一种责权分摊体系，否则“带娃上班”就可能会形成影响面较大的“抽血效应”。

从总体上看，企业负担本就不轻，盈利能力弱，有的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犹存，一些企业生存状况艰难，自身“供血”已严重不足，若再“抽血”则会雪上加霜，导致生存环境失衡，不利于其转型升级。

此外，消除学前教育压力和职工的后顾之忧，是公共责任而非企业义务，具有道德的倡导性却没有强制力。一方面，从法律上说，解决学前资源紧张和实现全社会参与，确实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不过参与并不代表包办，更不能成为负担的转嫁，属于公共责任的应由公共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学前教育与企业的运营本没有绝对关联，企事业单位并没有为此负责的优先义务。因此，在运作模式上可实行“服务外包”，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作为长效机制，解决经费来源和公共责任问题，“带娃上班”才能实现共赢。

再从专业性、市场化角度考虑，可由市场其他专业机构解决的问题，则不必让企事业单位回归“单位属性”和“公家功能”。“公助民办”或者“公办公助”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径。倡导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关键在于要厘清责任边界，解决经费的来源和分摊原则，而不是成为加剧企业成本的责任转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绑，措施创新才会有正当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