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一年四季都是打赤脚的。清晨，晨光微曦，爷爷便光着脚、驼着背、扛着锄头上山了。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时常会随着爷爷到山上撒欢，诧异于别人家的田地往往集中在一处，而我们家的田地却是天南地北，这一垄、那一块，而且尽在旮旯处。后来问了父亲才知道，那些我口中所谓的旮旯田地都是爷爷收养的“弃地”。爷爷总是不忍心看到田地撂荒，有如收养被遗弃的孩子般，“收养”这些被人遗弃的荒地，精心侍弄：他总是把土松得细细软软的，不留半点土疙瘩；把田垄得平平整整的，犹如军营里叠出来的被子。这些被收养的“孩子”倒也挺争气，爷爷种下的庄稼总是长得比别人壮实。爷爷的种田之道很简单，就是用心经营，“人勤地不懒”，这是爷爷常挂在嘴边的话。那时候，家穷，但爷爷的辛勤劳作总能让我们过上自给自足的日子。老家的背后是一座叫水井湾的山，山下有口井，是我们家所在的美岩村和邻村富新村共用的，通往这口井的是一条羊肠小道，两边杂草丛生，到了雨天，路泥泞不堪，滑倒了不少人。爷爷一声不吭，利用农闲时节，一把锄头、一把汗水地硬是垦出一条台阶来。为了让路更好走，爷爷又从采石场背来石头，一块一块地砌成一条平平整整的石子路。之后的日子，爷爷俨然成了一个养路工：清扫路面，拔去石头缝隙中的小草，修整松动的石块……都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路修好了，挑水的人越来越多，路面上的石头被磨得油光滑亮的，爷爷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漾开了花。

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他没有接过爷爷手中的锄头，却成了一名培育祖国花朵的辛勤园丁。爷爷视土地若生命，父亲待学生如亲人。父亲师范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随后响应组织的号召，到过家乡最偏远的海岛和最偏僻的渔村支教，我的出生地就是父亲和母亲支教的渔村-川石。父亲初到渔村时，学校是借用在农家的大厅里，凳子要学生自带。全校总共只有11个学生，四个年级，只有我父亲和母亲两名教师，一名老校长与我父母交接完工作后就退休了。学校的周边是麦田，一下课，学生就倏地钻进麦田撒欢去了。待到上课时，好些人不见影踪。父亲和母亲只好钻进麦田里一个个召唤回来，继续上课，始终不抛弃、不放弃一个学生。渔村的教育观念极为淡薄，他们始终认为读书无用。农忙时，孩子们要帮忙家里收割；退潮时，孩子们要去讨小海。父亲就因地制宜，根据时令安排早、中、晚的课程，采取复式教学，保证每位孩子学习与干活两不误。在这穷乡僻壤，招生是一件最为头疼的事。为了让每个适龄的孩子都能来上学，父亲和母亲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没钱交学费，没事，老师先垫上”，父母微薄的工资常常就这样充了公。“功夫不负有心人”，父母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到了第二年开学时，学生竟然增加到了三十几名。民房的大厅容纳不下这么多人，父亲就找村支书，软磨硬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村里终于同意让出了一块田地，建一幢两层楼的木质房作为学生的教室。孩子们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校，上学再也不用自己带凳子了。在这里，父亲与母亲一呆就是十年，带出了九届毕业生，在校学生由最初的11名发展到了87名，培养出十余名的大学生。“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大学生在当时可是稀罕事，乡亲们对父母亲感恩戴德，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后来，尽管父亲担任了乡镇中心小学校长，学区副校长，但始终与渔村的父老乡亲、学生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60岁生日时，渔村的学生自发从天南地北齐聚我家，为父亲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祝寿会，看着父亲洋溢的笑容，那种幸福无以言表。

如今，爷爷和父亲都已离开我们多年了，然而往事却历历在目。若是你要问我，你的家风是什么？爷爷的赤脚，父亲的躬行无声地告诉我：爱与责任，勤与实干。正是它们，点亮生命的灯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