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索罗金曾说，现代社会“一切升迁的途径几乎全部集中在都市以内。如果不先变做城里人，一个乡间的寒门子弟已几乎完全不再有攀登的机会”。因此，如果将这个来自湖北农村的女博士生“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的雷语放置到这样历史脉络当中去，兴许在严厉的批评之外，我们还能发现另外一些残酷的事实。

偌大的中国既有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高收入的发达地区，也有其他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地区，更有下中等收入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这就是经济学家胡鞍钢所说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见7月23日胡鞍钢刊于人民论坛网《警惕GDP升级大战架空中央战略》一文），这是当下地区发展失衡的现实写照。其实，一个想尽办法备尝艰辛实现离土离乡梦想的女博士生，在求学过程中已经慢慢都市化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必然会起重要变化，这一切足够使她自己觉得已异于基层民众和乡下百姓，而无法再和充满土气的人为伍了。

这是从个人的感觉上所发生的隔膜。城乡之别、地区差异，在中国早已大异其趣，做人对事种种方面已经可以互相不能了解，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都市和基层各自打成两截。如果不能将缩小三大差别并将之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估计“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的“宏愿”还是会在众人心中不断地疯长。而历史上“年年大批的学生自乡村跑进都市，不见一个返到乡间”，这种被费孝通称为“损蚀冲洗”的现象也不会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