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沿海还是中西部城市，人们经常被一些衣着褴褛的残疾人和儿童所打动，不由得心生怜悯，掏出些零钱“行善”。然而这一行善之举很可能纵容了幕后的非法组织，使其更加放肆地去拐卖和残害少年儿童。

全面禁止童乞并非易事，必须集政府、社会、民众之力于一处，启动全方位的综合配套改革。有学者认为，乞讨儿童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被拐卖来的；第二类是操控人员雇佣来的、租来的；第三类是亲友带儿童乞讨的。窃以为，对于遏制拐卖儿童第一个源头，需要从刑事立法和公安执法上加大打拐的力度，彻底根除其背后的利益链才能实现。至于应对后两种来源，则重在从立法上完善。

目前，我国刑法对“强迫乞讨罪”的量刑门槛仍是“以暴力、胁迫为手段”，这使得在实际的执法行动中，很难去界定童乞的违法性。因此，应当修改组织、强迫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构成条件，以法律手段有效打击这部分操控人员。再则，对有无能力抚养儿童的童乞家庭在技术手段上进行辨识，以便进一步采取法律手段或政府救助行动。

除了这三类情况，还不能忽视大量流浪儿童的客观存在。流浪儿童因并非孤儿，不在儿童福利院的收养范围之内，而救助站等机构只给孩子提供短期临时性救助，针对这一情况，政府还应当建立儿童长期监护机构，让流浪儿童吃得饱、穿得暖，维护他们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

从根本上解决儿童行乞，不能仅凭微博上街拍乞童的一腔热情，各方更要拿出精力去推进制度层面上的全方位综合配套改革，尽快“给力”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形成和落实。这些都需要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共同智慧和协作行动。不得不说的是，推动社会进步不能仅凭广场效应下的群众运动，还需要集众家之理性与智慧，狠抓症结之所在，用最少的耗力去实现最大的成效。从这一点上看，微博街拍乞童这一时下之风，需要提升价值实践层次，加速向拔除症结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