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7月16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谢海潮）连环画《说岳全传》之“黄天荡”，几成“70后”儿时的集体记忆。然其事实原委播传人口，难免因走样变形而近乎传讹。及长，犹有同事带着一脸“坏笑”说：在黄天荡助金兀朮凿通老鹳河故道远遁者，为福建一渔翁。
当时亦感纳闷：一福建渔翁何以不惮劬劳，远赴南京附近的内河打鱼作甚，居然还不会人地两疏，当起了“带路党”？殊不可解！近来求证于书，愈觉此事大有商榷余地，试为一辨。
黄天荡“献谋”
黄天荡一战，本身就言人人殊，想要勾勒大概的轮廓尚属不易。所幸杨倩描、周宝珠诸位先生考证甚为精当，且战事争议非本文讨论主旨，在此只需厘清所谓“闽人”跟此战有何关联即可。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冬，金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建炎四年（1130年）春，兀朮退兵，由于掠夺财物太多，“以辎重不可遵陆”，只得沿浙西运河北撤，水陆并行，拟由镇江出运河渡长江北返。事先屯兵镇江焦山的韩世忠，“以江船凿沉于闸口，拒金人之出”。
据杨倩描《宋金镇江“金山大战”考实》所述，三月十七日夜，金军船队趁东北风大起、宋军麻痹大意，“别开一河出江”。韩世忠发觉后，率水军尾随追击，迫使金船改道西上前往建康（今南京），从而将之逼入黄天荡（在今南京东北八十里处）。
记载宋金交战的文献中，“黄天荡”一名初见于《韩蕲王神道碑》（作于1176年）。杨倩描认为，所谓宋金黄天荡之战，应包含三次战斗，即镇江之战（金山大战）、“黄天荡之战”、建康之战。多数史籍将三战混记一起，以至时间、地点、战斗顺序混乱不堪，矛盾百出。综合周宝珠、杨倩描的论文分析，金船出镇江、黄天荡、建康，开河至少三处，在此不赘。
无论开河几处，从较早述及金兵渡江的孙觌《韩世忠墓志铭》、建阳人熊克《中兴小纪》，后出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乃至现存最早的南京地方志《景定建康志》，其卷十九“山川志三·河港”及卷三十八“武卫志一·江防”，但凡涉及金兵凿渠一事，如“一夕濳凿小河自建康城外属之江以通漕渠”等处，哪有“闽”或“福建”的字眼？“渔翁”亦未有见。所谓“福建渔翁”，或是将明清世情小说《金屋梦》中被掳金营的“闽人”“乡（向）导官”记混了吧？
《三朝北盟会编》再详尽，也就多了“或献谋于金人”六字，连“土人”“士人”都不提。献谋开河的“闽人”，真是“莫须有”三字！
“闽人王某”所出
韩世忠艨艟大舰为海船，金人舟小。《宋史·韩世忠传》提及兀朮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载土，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摇桨），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宋史》入列煌煌二十四史，“闽人王某”献破海舟策一说似可信服。事当在建康之战。
然元人“手懒”，所修《宋史》以旧有宋朝国史为底本，参考了徐梦莘等私家撰述，略加编次而成，所以大可跳过，径直从宋人的原始记录中溯源。今查“闽人献策”较早出处，只能找到《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部私史。
《要录》卷三十二云：“有福州人王某侨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则不攻自破矣。”在此可知，“闽人王某”原系侨居建康的福州人；较之《宋史》，破海舟策还多了火箭火攻一计。
《会编》卷一百三十八则云：“有福州百姓姓王人，侨居建康开米铺为生，见榜有希赏之心，乃教兀朮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无风则出江，有风则不出。海船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则不攻自破矣。”这句近于白话，所说的王姓福州百姓，又比《要录》细致，具体到“开米铺为生”的交代；“见榜有希赏之心”，动机也有了，看似“细节可以创造真实”。
李心传（1167年—1240年）的《要录》“博参群书，多所考定”，引用徐梦莘（1126年—1207年）《会编》“共计54次”。元修《宋史》时未见《要录》，无论从履历还是文本看，“闽人王某”之说脱胎于徐梦莘之书，大体不差。只是“王某”有姓无名，其个人信息之后未见增益，反倒越发含糊，这点有悖常情。
《会编》之检讨
邓广铭先生认为《会编》“不愧为宋金关系史料之渊薮”，但也说徐梦莘在搜集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上存在某些问题，“有些史料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如“粘罕以病殂”一条，“像这样明显有问题的材料照说是不应该被采录的”。
《会编》有关献破海舟策的文字一段，前有“《（中兴）遗史》曰”，后有“《中兴姓氏录·忠义传》曰”，而此段既无注明出处，且在“二十五日丙申，韩世忠与兀朮再战于江中，为兀朮所败。孙世询、严永吉皆战死”的事目下直接走笔，显系出自徐梦莘之手的著述。
把“闽人王某”的籍贯、职业都道明了，却不具名。若说是行文风格，或因涉事人地位低微、声名不显，故不书名，也不尽然。《会编》卷一百十九记载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金人寇开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佯称“知府王某有文字来归附大金”，致使这位知府被自己的军民蹂践而死。《宋史》本纪则云：“又陷开德府，守臣王棣死之。”显然，《宋史》的编纂者见过徐梦莘未见的史料，所以直书“王棣”其名，但在“闽人王某”的考校上，却只好萧规曹随、不出窠臼，似能说明此乃徐梦莘一家之言，且言之已尽，是为孤证，除此无他。“闽人王某”何以至今仍“见事不见人”，也就好理解了。
再就《会编》这两个“王某”而言，“闽人王某”的个人信息量比“知府王某”略多，说明徐梦莘治史并无尊卑之分，按其自序“悉取铨次”的原则，如有可能，想必也愿意一一赘述，巨细无靡。问题是，有些事徐梦莘的确知之未详，私人修史毕竟力有不逮。
建炎三年，金兵陷临江军，“公之生才四年，母氏襁负走陂头刘氏家，仅免于难”（《直秘阁徐公墓志铭》）。徐梦莘是临江（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人，可见他幼时躲避的是袭洪州（今南昌），追踪隆祐太后的另一路金兵，与“犯江浙”无干。献破海舟策一事，不可能是徐本人及其家人的亲历耳闻，何况当时他才四五岁大。
或谓征之故老。《会编》“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引用《中兴遗史》次数最多，共140多处。许起山在《中兴遗史辑校》前言中说，《遗史》所记宋钦宗、宋高宗朝史实，多是赵甡之的耳闻目睹，可谓当代人写当代史，“要比徐梦莘、李心传等人更有优势”。有关对“闽人王某”的严重指控，《遗史》等书没有“拾遗”，宋元两代南京地方志未录（特别是元至正《金陵新志》在按中已见《宋史》引文，却未采“闽人”一说），徐梦莘的独家爆料抢了头香，何以在文中只字不提消息来源？“杂博”是《会编》的优点，由此也可能带来某些风闻无据之言。
亲历人的指证
那么，今天还能找到“金人犯江浙”的现场证言吗？还真有，那就是胡舜申的《己酉避乱录》。建炎四年三月，胡舜申（徽州绩溪人，后迁苏州）及其兄胡舜陟（南宋官员，《宋史》有传）拖家带口，被韩世忠部将董旼强行带往焦山避难。
胡舜申无疑更有发言权。既至焦山，“时虏已破镇江，日见虏骑驰逐于江岸，坐见其焚甘露寺，但留双铁塔。世忠以江船凿沉于闸口，拒虏人之出，虏船实不可出，以闸口沉船纵横也”。三月十七日晚，胡舜申独宿船中守行李，“东北风作，至夜益甚，江中飘水皆成冰”。及晓，“及伸首船外，视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余皆不知所在”。
杨倩描综合史料印证，对这本书披露战事的真实性、准确性给予肯定。但因书载韩世忠携妓等事，《四库全书》馆臣说胡舜申“颇诋世忠”“未必实录”。然而，胡舜申生前从未对外吐露书中的只言片字，《己酉避乱录》终宋一代未曾面世，杨倩描认为，这恰好说明此书并不是出于诋毁才写的，而只是为了真实记录，一发对南宋初年政治、军事腐败的愤慨而已。
胡舜申看了什么，听了什么，令他如鲠在喉？一大情形是，“始虏在镇江不可出江，即陆往建康，尝聚吾宋士大夫，令筹所以破世忠军，皆云：‘海船如遇风不可当，船大而止，且使风可四面，卒难制，如风使舟耳，卒难摇动。’虏然之。选舟载兵，舟橹七八乘。天晓，风未动，急摇近世忠军，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无风，船不可动，遂大败”。
请注意“吾宋士大夫”“皆云”两个关键词！两宋之交，朝野上下多“偷生嗜利之徒”。建康先陷于建炎三年，御营使杜充、户部尚书李棁、显谟阁直学士陈邦光，这些驻地最高军政长官早就率众降了。金人盘踞半年多，不乏“专业人才”供其驱使，何必多此一举，把军机大计搞得跟唱戏文似的，“揭榜立赏”募来“开米铺为生”的小百姓，献个跟“吾宋士大夫”“皆云”几乎一样的破法？
退一步说，即便“闽人王某”并非乌有先生，也凑在了“吾宋士大夫”群中揭榜献策，只是这历史的共业，又岂能单单坐实到某地一人身上？唯有存真求实，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思。
新出“福州书生”
曾见网上有人问：黄天荡一战，为什么会有当地汉人帮助金兀朮脱险？
有位网友答：王曾瑜先生的历史纪实小说有具体情节。献计的汉奸叫王知全，是来自福州的落第秀才，自以为在宋“怀才不遇”，便向金人献计，另开一条新河，直抵建康城西白鹭洲江面，并且按宋军的战术，赶造了大批火箭。兀朮带他回北方，但他在过江时，因得意忘形，被几个降金的南宋官员推下船淹死。
网友这番孟浪之言，出自王曾瑜《大江风云》“黄天荡之战”等章节。书无注释，依据何在？但看“王知全”一名，显为游戏之笔，“知识全面”的书生当“军师”，上知下知，不然怎能开河、火攻的技术活全给包了。
王曾瑜为著名宋史研究专家，观其专著《岳飞新传》不作妄言，何以在冠名“纪实小说”中多有阐发？不过，他对“闽人王某”的改头换面，反证了原型人物在可信度上的先天不足，不堪其用。《宋史》不录“闽人王某”“以火箭射”一策，或已有疑？
徐梦莘顺带一笔，因元朝史官们“不甚措意”而仓促写定，加之黄天荡一战日后被演义化，“闽人王某”竟成某种意义上的历史代名词，可对于这个人，谁又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将传说、演义、史籍因袭附益，“闽人王某”“闽人乡导”“福州书生”等角色发生层累式变换，不知伊于胡底？过去说“文人不能修史”，现在看来，“修史者不作戏文”也应援引成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