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2月7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王凌 林清快 潘旭君 林松涛）生于明代中晚期的冯梦龙，所编撰的《三言》收有120篇话本小说，其中近一半属“公案小说”；在《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类略》等笔记小说中，冯梦龙通过收集整理的故事和各种形式的批注，直接阐述了自己的法治理念。

更为难得的是，冯梦龙还是一个司法实践者。他60岁出任寿宁县知县，亲笔撰写了近5万字的《寿宁待志》，在书中留下详细而真实的记录。

注重以案释法

以大案要案显示法律的权威，寓审判和教化于一体，这种司法教化是震慑坏人，减少案件，最后为“政简刑清”创造条件的重要手段。审结土豪陈伯进一案后，冯梦龙认为：“今虽申究问徒，未蔽其辜，终当以丹书垂诫。”也就是说，他更注重如何发挥典型案件的“垂诫”作用。于是，他把陈伯进一案详细写入《寿宁待志》，希望发挥“以惕其余”的作用。

寿宁县过去既有“旌善亭”，又有“申明（把恶人劣迹公之于众）亭”。冯梦龙上任后，发现“申明之典亦久旷矣”。于是，他把一个名叫“符丰”的坏蛋，刻在申明亭上，“符丰者，余初莅任时所申也。仇视其族，遍讼各台，更名借籍，诬杀陷盗，如鬼如蜮，不可端倪”。

冯梦龙所处的时代，贪腐成风，纪纲败坏，但他仍始终坚持“自律”，提出“司政者可以不兢兢乎哉”的警省。因此，他上任后详细考察以前历任同仁的得失，从中吸取借鉴。他调查后认为，旧知县戴镗是个难得的好县官，便为他不能入名宦祠而鸣不平：“戴侯设四隘，详复民兵，积谷则有准粮之法，征输则有月限之法……公论咸归，祀典尚缺，此亦地方之责也。”他了解到旧知县蒋诰，在九岭上捐钱植松及采取“种松自赎”的灵活司法措施，深为赞扬：“笞罪亦许种松自赎，即此可想其人矣。”

冯梦龙对过去的官吏作详细了解，一一点评，该入名宦祠的都予以列入，目的是“以励师模”，发挥其示范作用。

御下宽猛相济

冯梦龙重视自律，以身作则，对下属则采取严肃管理与合理关爱相结合的办法，督促他们尽可能地为民公平办事。这一条，是做到司法公正的关键。

他洞悉寿宁衙门的弊病，“县书吏无工于书算者”“性习复懒”，但“机械未深，稍有奸欺，破絮立见”，所以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每当造黄册时，书吏时常作弊，贻下无穷遗患。冯梦龙就在他的私署旁边建“侧屋三间”，“遇紧要册籍，余辄锁书吏其中饮食之，事竣乃出”。他在惩处泗洲桥的土豪陈伯进后，“请详上台”，将原有的“候缺巡简一名”“驻劄七都”，同时“戒以毋受辞，毋擅决，毋生事，毋亵体”，防止他们因远离县衙和上级监督之便胡作非为，而不是简单地采取一个行政措施就不管不问了。

冯梦龙对下属既严格又关心，如及时向上级反映下属的政绩，并为山区小县干部提拔不易而鸣不平，“令既独难，属益不易。令强则为骈指，令弱则嫌代割。才胜则上虞相形，才不胜则下虞倒制。其强力而济以小心，鲜克终始。或有异品引拔一二，毋以僻陋忽遗，倘亦激发之一术与”。

顺应民情化讼

从《寿宁待志》可知，冯梦龙的司法理念中有一条是“旧案不推托，难题不回避”，而对于一些社会纠纷，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司法调解，也不失为化解矛盾的好方法。

寿宁民间流传的冯梦龙断牛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浦的两个村庄土地相邻，平时就因小事摩擦而发生过吵架乃至械斗等纠纷。有一次双方牧童放牛不慎，引起两村之牛相斗而出现“一死一伤”的结局。旧怨加上新隙，双方村民又由争辩到吵架，如不及时制止，一场更大的械斗难以避免。冯梦龙得知此事后，亲往现场了解情况，并在西浦的“官厅”（知县下乡现场办公之地，今遗址尙存）及时下发调解文告“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吃，生者同耕”。

这种由县官作出的文告，在当时就是带有强制性的司法调解文书，由于符合纠纷实际和当地民情民俗，发挥了由“化讼”到“息讼”的作用，故冯梦龙断牛案在民间流传数百年不衰，至今仍为百姓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