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1月17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肖元赏）清代建宁籍爱国诗人张际亮，人们把他与魏源、龚自珍、汤鹏并称为“道光四子”；现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一般把他与魏源、贝青乔等并称为真实反映鸦片战争时期人民苦难和反侵略斗争的杰出爱国诗人。

半生负气入仕难

张际亮，字亨甫，号松寥山人，嘉庆四年（1799年）出生于建宁县溪口镇渠村，自幼家境清贫，“三族无仕宦者，亦无富人”，母亲早逝，父亲到浙江经商时病死他乡。他由继母吴氏养成，由伯父资助读书，在少年时就显露出禀赋颖异。

19岁到邵武参加乡试后，张际亮以公费生资格入学福州鳌峰书院，深受书院山长陈寿祺器重（陈也是林则徐的老师），请他参与《福建通志》的编纂。20岁，以督学派专人陪送岁试取得一等成绩。25岁和26岁，以巡抚举荐“品学兼优”和选取拔贡第一名的成绩，两次肄业于鳌峰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37岁时，他参加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此后，他多次参加会试（进士考试），都铩羽而归，这固然与封建科举制度不合理有关，但也有人为的因素。

张际亮恃才傲物，伉直负气，敢于当面指摘权势者的劣行恶迹，故为权贵所不容。1825年赴京，盐运使曾焕知其大名，请张际亮一同参加某人家宴。曾焕高傲骄横，吃瓜子粘在须上，即有人起身为他拈去；张际亮当场笑他“不知自爱”，以权柄欺上压下，“有负天下望”。第二天，又写信责备曾“不能教导后进，徒以财利奔走于权贵之门，不知自爱廉耻”。曾焕大怒，“毁之于诸贵人，亨甫以是负狂名”，以至参加乡试，张际亮因担心“亨甫”这个名字为人所忌，改名“亨辅”参加，到中式拆卷时，主考官怀疑“亨辅”即亨甫，想把这份试卷淘汰，被副考官阻止，结果张际亮中了举人。此后多次参加会试失败，可能与权贵从中作梗有关。

他一生未入仕，又与庸俗士大夫格格不入，得了“狂名”。他自己说：“十年倦游，半生负气，而甘为道途仆仆，触风尘之扰扰哉？然而不得已，命耳！”

狂名之下有实才

张际亮有奇才伟志，敬慕古代奇伟之士，关心天下大事和社会现实。1825至1827年，他留居京都，有机会更深广地“深观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救其弊”。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变更旧章，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著名奏折《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摺》，据魏秀仁（《花月痕》作者，福州人）《陔南山馆诗话》记载，就是由张际亮所起草。

林则徐任河东河道总督时，张际亮曾致书提议将黄河河道改道北流，从山东利津入海。林则徐也有同感，但民意和官员都反对此治河方略，加上林则徐不能独揽全局，张际亮之提议遭否决。直到林则徐逝世前不久，还表示张际亮的治河方略是对的。林则徐逝世后，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循大清河至利津入海。

极具政治敏锐性的张际亮，是当时为数不多看到边境危机的诗人之一。在《厦门白鹿洞观海》自注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前代边患多在西北，至明中叶东南夷患始烈。”

一代诗史传后世

在南北漫游中，张际亮自言平生写诗“万余首”，流传至今的还有32卷3078首，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写于鸦片战争时期的诗。鸦片战争爆发后，张际亮写下了《传闻》《芑川有诗枉赠酬和》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诗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门”，给中国人民带来“千室困苦”的罪行；抨击投降派“金戈玉勒无颜色”的嘴脸，歌颂三元里等地“义民争自起东山”的抵抗精神。

英军攻陷定海、镇海、宁波、奉化时，他正在浙东旅行，亲眼看到清军弃城逃跑、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听到出逃难民讲述英军大肆淫掠的情况。在东阳县夜宿，有“客从宁波来，为言堪痛哭”，哭诉英军在宁波犯下的惨无人道罪行：“孀妇近八十，处女未十六。妇行扶拄杖，女病卧床褥。夷来捉凶淫，十数辈未足。不知今死生，当时气仅属。日落夷归船，日出夷成族。笑歌街市中，饱掠牛羊肉。库中百万钱，搜取昼以烛。驱民负之去，行迟鞭挞速。啾啾雀鼠语，听者怒相逐。百钱即强夺，千室尽鼠伏。”张际亮听后，“吾闻起按剑，悲愤肠断续”，写下《东阳县》以纪实。

张际亮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诗，如杜甫写于安史之乱的诗作一样，继承了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和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一代诗史。

一生一死见交情

在京时，张际亮与黄爵滋、汤鹏等朋辈诗酒流连，唱和甚密，以至有人说他“享名之盛，盖因交朋气谊之高”。他与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都有交往。他们志同道合，相互切磋，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其中尤以他与民族英雄林则徐、文学家姚莹的友情最为感人。

林则徐在京时期是低级官员，参加过宣南诗社活动，老乡、同学、诗友三个共同点，让林则徐与张际亮交情匪浅。听到张际亮病逝的消息后，林则徐写了《哭张亨甫》一诗，称他：“修文定写生平志，犹诉苍苍塞漏卮。”

张际亮和姚莹的友谊，更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道光三年（1823年），安徽桐城人姚莹到福建选取考县令，25岁的张际亮进诗拜谒，得到姚的高度赞赏：“何李（白）之流也！”从此结下了深情厚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英舰阿安号入侵台湾大安港，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依靠渔民诱敌深入，一举歼敌100多人。

但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反以“守土事”被诬下狱，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被押解内渡，送京入狱治罪。当时，张际亮正重病在家，得悉姚莹“为英夷愬江南奏劾”，便至吴中，“栖迟以待”。七月，姚莹解京过淮上，张际亮与妾蒋氏陪同姚莹进京，在京中为姚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并代姚作《狱中辨冤疏》。迫于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道光皇帝不得不释放姚莹。

姚莹出狱后，张际亮大喜，与姚莹寓居明朝忠臣杨椒山（谥忠愍）故宅。不幸的是，张际亮因劳累旧病复发，十月初九日卒，年仅43岁，死前将自己一生心血所凝《思伯子堂集》托付给姚莹，后由姚莹儿子付梓。姚莹为他主持奠祭，办理殓殡，并“携柩至桐城，使人往闽召其子来以丧归”。张际亮的灵柩运回建宁后，安葬于建宁县蓝田保坪上。

姚莹深情写了《张亨甫传》，如实澄清当年京都名辈显宦对张际亮诋毁的真相，阐发其身负“狂名”而胸怀远志，尤其称赞他“力振颓风，可谓矫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