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住闽北望乡关

1838年底，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紧急派往广东禁烟，此时梁章钜在广西巡抚任上，他俩在迟暮之年还要共同为朝廷安边保境呕心沥血。

梁章钜坚决支持林则徐的禁烟举措。1841年正月，英军武力占领香港，清政府向英宣战。67岁的梁章钜闻悉广东事急，亲自“带兵至梧州府防堵”，并奉旨在20天内调兵选炮援助广东。

不久，清廷因惧英军北上深入江浙，又速调梁章钜任江苏巡抚。7月，梁章钜抵任，立即带兵到上海防堵英军，并和陈化成“协力练兵练炮，收抚巨奸。自吴淞口至宝山口，数十里刁斗森严，军民安堵”。

在这多事之秋，梁章钜还向清廷推荐了急需的良材要员。不久，浙江镇海失守，两江总督裕谦殉职，国难当头，梁章钜兼署两江总督及两淮盐政20多天。这年11月，在风雨飘摇的国势中，梁章钜旧病复发，奏请开缺回福州养病。

1842年正月，道光皇帝下旨同意梁章钜开缺养病，并赐“福”字一方。因英舰封锁了东海，钱塘江戒严，梁章钜不得南下，滞留扬州3个多月，直到7月初才辗转至福建浦城。此时林则徐已被发配伊犁，西行入疆。与此同时，英国要求在福州设立码头，福州陷入慌乱之中，梁章钜只得在浦城修建“北东园”，暂住闽北，观望福州局势。

他坚决反对福建地方当局同意英人在福州开埠的请求，为此专门致信福建巡抚刘鸿翱，详细陈述了不可同意英人在福州开设码头的理由。梁章钜在信中写道：

“以省份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码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码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恭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户商民，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

……且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码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1835年）春夏之交，该夷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此时该夷气焰视十年前更甚，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无厌乎！此局果成，其弊将有不可殚述者，愿执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绅士，从长计议，极力陈奏，必可上邀谕旨，下洽舆情，使英夷知中国不可以非理妄干，自当帖然听命。”

无论梁章钜还是林则徐，都不是顽固守旧之人，相反，在当时的清廷要员中，他们都是难得的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有识之士。梁章钜之所以坚决反对在福州再开放码头给英国，主要还是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大局和长远来考虑的，他清醒地意识到，福州一旦开设码头，将诱发列强深入我国内境渗透并瓜分势力范围的态势。他认为此前清廷同意开放上海、宁波、厦门、澳门，是因为沿海各地已经兵败如山倒，英军深入攻破镇江府城，眼看江北不保，江南要员只好以千万金钱与英军议和，接受城下之盟，清廷同意江南要员此举，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东南百姓少受涂炭，“勉从疆吏所请，使民气得以小苏”。

即便如此，梁章钜也认为江南地方大吏事实上“措理失当”。如今福建巡抚居然主动顺应英人的请求，向朝廷要求开放福州码头，使得福州士民商人惶恐不安，这在梁章钜看来，福建地方长官这种谄媚异族的做法是“拂民情以顺夷情”。

梁章钜早年对刘鸿翱有荐举之恩，刘对他执弟子礼甚恭，所以他在这封信中直率地非议刘鸿翱的举措，但刘并没有听进梁的意见，英国人还是很快进入福州城，并占住了乌山上的积翠寺，“设牙旗鼓角，民间惊扰，官吏不知所为”。这就埋下了30多年后福州发生乌石山教案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