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董秋芳，可能有些青年读者对他感到生疏。但是，如果读过鲁迅先生的《文艺与革命》的读者，就会知道早在1928年3月，北京大学英文系有位学生用笔名冬芬，写了一封长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文艺与革命问题。鲁迅先生把他的“来信”放在这篇复信形式的作品前面。这位冬芬，就是董秋芳。他曾翻译俄国作家的散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这本书经鲁迅先生校订，写小引，收入未名丛书。1930年，董秋芳在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教书时，与胡也频、丁玲联系比较密切。他在福建从事文学等方面的活动，将近十年之久。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在培育青年作者方面做过许多工作。

董秋芳（1898-1977），浙江绍兴人。他是由于郁达夫写信邀请，1937年4月初来福州，在省政府公报室做编译工作。刚到福州的头两个月里，他在工余只写一些记事性的散文和杂感，例如：《到福州后》、《福州的蚊子》、《敬告放“爆仗”的福州同胞》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初到福州的见闻和感受。

七月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董秋芳满怀爱国热情，积极与福州文化界人士共同商讨抗日救亡活动大计，并和平凡文艺社、前进半月刊社等文艺团体多次集会，研究福州文化界如何成立自己的抗敌组织，集中力量从事救亡活动。那时，在福州最有号召力的著名作家是郁达夫，但他刚好去上海迎接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所以，董秋芳和诗人杨骚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7月28日，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会员分为团体和个人两种，选举了6个文艺团体和董秋芳、杨骚等5人任干事。实际上，许多具体的会务是董秋芳负责的。

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就紧张地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八月中，举行了第一次募捐游艺会，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剧，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等抗日歌曲，还出版了特刊。董秋芳写了《我们要予“膺惩”者以“膺惩”》在特刊发表。通过这一次演出募捐活动，起了良好的宣传作用，他们把这次收入的款项交各界抗敌后援会集中汇寄前方。为了扩大宣传，董秋芳和杨骚具体负责《抗敌导报》的编辑工作。他还写了两篇杂文发表。在《划时代的国耻纪念日》一文中，他认为：“九·一八”是一个划时代的国耻纪念日，应该用我们的血和手，把这个国耻洗刷干干净净！

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经干事会近三个月的努力筹备，决定扩大组织，团结更多文化人士来参加救亡工作。这时，郁达夫已从上海取道闽北回福州了，他们经商议，决定改组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并在10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会上，他们提前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董秋芳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报告了鲁迅生平事迹。会后，他缅怀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以及对自己的关心培养和帮助，撰写了《怎样补偿鲁迅先生的遗恨》在《怒吼》第四号刊出。他提出：“只有我们秉承先生所遗留下来的那种切实艰苦、勇敢、强韧的精神，在实践中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光明，这样才能给先生补偿那种遗恨。”提出要用这种行动“来纪念为民族解放斗争呕费心血的最后一滴的我国文坛最大斗士鲁迅先生。”

董秋芳到福州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但由于他十分热心于福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很受福州文化界的爱戴，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在首次理事会上，他又和郁达夫、许钦文、杨骚等著名作家当选为常务理事。经过分工，他担任“文救会”秘书，同时又是该会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时期，他的救亡热情，尤为感人。白天到公报室上班，晚上经常开会到深夜，甚至把自己的钱捐献出来做救亡活动经费，还经常写稿，宣传抗日救国。他的作品很有特色，不是空洞地说教，也不是口号式地宣传，而是以他丰富的学识，介绍相关的事例，然后谈自己的见解，让群众看得懂，感到兴趣，从而起到宣传教育的效果。例如，在《汉奸祖宗的故事》中，他首先写道：“中国的汉奸祖宗很多，如秦桧、贾似道、吴三桂这门人，可是，一样出名并且活现的汉奸祖宗要推传说中汉元帝时的毛延寿。”接着把这个故事简要介绍给读者，指出汉奸的罪恶。

董秋芳写的杂文，有不少是战斗性比较强的。《要靠自己》是针对当时有些人幻想国际联盟或九国公约会议能制裁日本侵略者而写的。他强调在当时“国际公法，没有效。‘国际私法’倒是往往有效的，现在我们正落在公法没效，私法有效的陷阱里，要挣扎起来，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血斗，即使斗伤，决不至死，因为战斗，是创造生命的泉源，是伟大的”。

“文救会”救亡剧团成立后，董秋芳还分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具体进行指导。他认为“最具形象的戏剧艺术尤其应该极度地发挥它的抗战的武器的效用”，鼓励戏剧工作者在实践中努力。他在《抗战期中的戏剧》和《对救亡剧团说几句话》这两篇文章中，对抗战期间的剧本创作和演出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此外，董秋芳积极主张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到民间去，深入群众中去宣传抗战；针对平民课本存在的缺点，他提出了“赶快改革平民课本”的具体建议，以便“激发民众抗敌的意识”，并说这是“十年教训”的方法。他的主张得到读者的赞同，有的读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肯定他的建议“的确是当前的急务”。

董秋芳在“文救会”中的工作是热心而有成效的，也显示出他的才干。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们的救亡活动无法再顺利开展，他和郁达夫等知名作家愤然辞去理事的职务，以示抗议。在郁达夫离开福州去武汉后，董秋芳仍留在省府公报室工作。1938年夏天，他随公报室的迁移到了永安。此后曾任福建省政府图书馆馆长，兼任《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虽然暗中仍然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1945年，终因“羊枣冤案”被捕入狱。1946年夏天出狱后，他又在福州编辑过《改进》月刊。不久，回到故乡绍兴任教，当过师范学校校长。1953年调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同年8月调到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1959年因病退休回故乡，曾任绍兴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2月11日病逝。

董秋芳在福州的遗著比较多，其中不少作品，今天读来仍能从中受到教益。至于他到永安之后的文艺作品更多，影响也更大。这些作品，大部分编入他的散文选集《我和笔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