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福建日报4月21日讯（本网记者 闵凌欣）
2013年7月1日，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意见》正式实施。新政之后，引起社会组织数量井喷式增长，也让一些深层问题浮出水面。配套政策及相关管理、引导措施该如何跟进？
井喷式增长需引导
“行业规模壮大当然是好事，但不是有了机构就能做好。”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社工透露，此次放开登记限制，一些商业机构浑水摸鱼，也登记了一些空壳组织，挂着牌子却不开展任何活动。他分析：“政府已明确表态，对社会组织以培育和鼓励为主，今后的扶持力度会越来越大，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更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于是，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琢磨着从中分一杯羹。”
多位业内人士对这种“跑马圈地”式的抢注表示担忧。“社会组织要把好准入门槛。”福建省民政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家组成员、福建省致和社会组织孵化与创新中心主任夏晋城说，此前，成立社工组织有个不成文的行规，至少要有1个中级社工师或2个初级社工师。但实行直接登记后，一些不具备条件的组织也注册成功了，如果不能保证团队的专业性和服务质量，必然给整个行业的信誉度减分，他热切呼吁政府在这方面加强督导。
面对社会需求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社会组织逐渐代替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分担一部分职责，乃大势所趋。有人把社会组织比喻为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微血管”，细致入微地延伸到生活的最底层。然而，社会组
织既要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又要获得政府的认可，并非易事。
“社工是为百姓服务的，然而现在很多百姓对社工的了解一片空白，对他们的服务顾虑重重。”社工高林说，他的团队曾承接过一个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不少老人甚至一些社区干部都对社工表现出不悦：“你们怎么又来了？”在他们眼里，社工是来添麻烦的。
另一方面，购买服务的一些政府部门希望钱投下去，效果立竿见影，这给尚属起步阶段的社会组织造成不小压力。“项目的实施效果和方案的定位、设计大有关系，很多因素是我们无法左右的。”夏晋城说，广东省政协曾对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转移职能做过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该省有能力承担政府转移职能的社会组织仅占15%，而在我省，这个比例更低。他建议，我省可向广东借鉴，建立完善的社会工作督导体系。
消弭质疑，勉力维持，是草根公益组织普遍的境遇。2013年11月16日，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中心调查的“2013年度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榜单”发布，调查囊括了国内1000家民间公益组织的透明信息，民间公益组织整体平均分仅为26.95，60分以上的机构仅有61家。
“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能生存2年以上的不足30%，福建的兄弟们，不知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公益达人“凡间微尘”在微博中慨叹，“公益为众然做公益者寡，私利为寡而行私利者众！公益之路本就孤单更漫漫修远，同行之人且行且珍惜！”
“喂奶不足”求新解
“萤火虫计划”是2006年8月在福州成立的一个志愿者组织，旨在帮助贫困山区家庭困难而又渴望读书的孩子。2013年10月8日，它成为新政实施后省民政厅批复的第一个民间助学中心。
“虽然我们在短期内募资的数量没有大幅增长，但从长远看，到了某个临界值，应会有大的飞跃。”萤火虫计划助学中心负责人断竹说。
记者接触的几家民间公益组织或团体，虽然结构简单、流程清晰、做事细致，但由于没足够的筹资能力和相对固定的善款来源，普遍处于“喂奶不足”的窘境。尽管新政给了他们独立法人资格，可在募集资金时为捐赠者提供发票，提供了深入合作的可能性，但要大幅缓解筹资难题，尚需时日。
目前，民间公益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个人资金、企业募捐、从基金会获取。其中，单纯依靠闲散个人资金的，持续运作很难得到保障，要把公益服务终端做大,就须给他们“喂奶”,“奶源”第一是基金会，第二是政府部门购买服务。
对基金会的高不可攀，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创始人上官文宾有切肤之痛:“基金会手上有一大批资源等着用出去，与此同时，大量草根NGO们如无头苍蝇一样奔忙于各个能给钱的机构之间，四处碰壁。”他说，新政出台之前，无论是基金会还是政府部门，都以草根公益组织发展不好为由，拒绝与他们合作，而越是这样，它就越发展不好。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助力形成一条健康的公益生态产业链，即捐款人理性捐款出钱—基金会透明管钱—公益组织高效用钱。
大多数公益组织都对政府购买服务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做公益就像冲锋陷阵，雄厚的资金就是我们的弹药，更何况，用政府的钱，不仅有保障，而且更名正言顺。”断竹表示。不过，当他细致研究完政府购买志愿者服务目录后，还是慨叹“门槛”太高，“我们一时达不到信用指标，就争取不到项目。但如果政府允许我们先拿一些小额项目，做成了，累计信用；做砸了，信用降级，这种动态的管理是不是比一刀切更人性化？”
“其实，许多草根组织的活跃度和创造力相当好，在调动民间资源方面很有号召力，可以弥补政府在处理一些社会公共事务上的薄弱之处。”福建医科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谭卫华教授认为，给草根组织松绑之后，整个社会应真正转变观念，让公益资金更多地向民间公益组织倾斜，并给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
令人欣喜的是，在社会组织的生产服务链上，我省已出现社会组织的多种孵化基地和模式。夏晋城则对北上广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给予更高的分数，“硬件设施和前提运作资金都由政府投入，再委托给第三方社会组织来做，政府还给他们提供能力培养、资源链接、平台建设等一系列的帮助，扶上马送一程，非常给力。”
松绑之后，福建草根组织怎样实现量质齐升？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拿出更详尽的时间表、更务实的路线图。
编 后
从“能”到“效”
社会组织被誉为成熟社会体制的要素之一，对社会治理，它有天然之“能”。
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主体分工更精细化，出现了政府由包揽向放权的转化。社会组织接过了接力棒。
一方面，社会矛盾愈发多元和复杂，社会组织充当了橡皮擦，调节和缓和社会矛盾。
再一方面，时下，对公共职能的需求更加高标准。社会组织在政府与民众间充当着补丁，递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然而，如何变应有之“能”为实有之“效”？这就需要政府与民众在政策、资金、配套措施、人文环境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在创意与用意上进行更多的创想与设计。如此，才能使社会组织之“能”不再是一厢情愿，而能在各方社会主体的倾力支持下，串起整个生产服务链，延展或提升服务的长度、广度、深度与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