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泰兴街头，“奔驰大叔”先拍照取证，再帮助扶起倒地女子。此消息图片被转载到各报纸网站，又一次渲染的“扶不扶”的话题。

事件焦点是，为何在事件中，扶人不是第一要事，而是用手机拍照取证？不是为自己做好事留纪念，而是以防做了好事,反被讹诈。有了证据，就算被讹上了，也有十足的把握，让人信服，摆脱困境。 “奔驰大叔”在“扶不扶”的问题上，毅然选择了“扶”。从他身上发出的正能量，是显而易见的。做好事又懂得自我保护，这种行为仗义又睿智。

“扶不扶”的话题从未间断过。从小悦悦事件到彭宇案，再到前段时间三小孩扶老人，又到这“奔驰大叔”。关于“扶不扶”的故事演化成了连续剧，融入的不仅有“农夫与蛇”的故事，就连“包公断案”，甚至“福尔摩斯”都牵涉进来了。人们从中学会的不是如何去大度扶起一个摔倒的人，而是学会了如何在帮人之前，留取本人与此事无关的证据。这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种无奈，是一种结症。

手机拍照、拍视频取证，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选择“扶”，似乎成为必然，人们从自身考虑，假设自己摔倒了，没人扶是什么样的一种境地。因此实在不能忍受冷漠，不能对摔倒在地的人置之不理。简单一扶，花不了多少时间，多少力气，怕的往往都是惹祸上身。原本毫不相干的事，由于出一份好心，帮忙扶一下，最后被牵涉进官司里面，这样的事搁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于接受的。很多人是乐意伸出手帮助别人，都不希望陷入“扶与不扶”的两难。很多人也摆脱了“扶”与“不扶”的抉择，“扶不扶”简化为，“遇到”与“没遇到”。遇到了就毫不犹豫选择“扶”。

讹人之事毕竟少数，只是被渲染太多，“扶人即被讹”的心理阴影被极大扩张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可以用来记录证据的器材，相信大多助人者还是会伸出援手，只是心中不免忐忑。人心时常很软弱，吃过一次亏往往很难恢复信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别人的经验往往也会被借鉴过来，难以摆脱“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俗套。“扶不扶”的问题，变成了“服不服”的问题，掉进了一个怪圈。如同，好心送人一样东西，还得附带送一份保修卡或者安全证明，以此说明，此事只能从自己送东西给对方这个动作为止，至于用了、吃了这样东西，出现的任何问题，跟本人无关，因为有证明有保修，可以找厂家找售后。看似怪异的举动，却能避免接到“烫手山芋”。由此看来，既能帮助别人又能保护自己，目前最好的方法似乎只有先取证。

做一件好事，要先取证，再做事，打消不仅是积极性，还消磨路见不平的侠义精神，消磨人们之间的信任指数。如果不是碰瓷敲诈，获助者讹人的最大原因就是，自己不能面对承受面临的医药费等损失，在找不到真正肇事者的情急下，“救命稻草”抓到一根是一根。常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实际上都是讲的人急，这个急是在自己无法承受的前提下产生的，讹人者的行为，是天性的力量战胜了道德修养的后果。助人者面临的就是漫漫取证路，以及诸多的纠缠不清。

如何跳出这个怪圈，一是提高获助者的道德修养，二是完善一些机制。提高道德修养和完善机制，孰先孰后？我们看到过几次，因为去救助了开车人反被讹诈的？不是说开车人的素质多高，而是因为开车人有开车人的保障，那就是保险。有车的、有人的保险。取证有交警保险公司来解决。这就是机制的力量。

在处置肇事者逃逸问题上，奖励助人为乐上，目前都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在处理讹诈的问题上，处置的力度还是相当薄弱的。车辆有强制险，对于个人，这一个主体，尝试上关于人身安全的意外险、强制险，以保护受伤害者的利益为主体，以断受伤害者的后顾之忧，另外，对恶意讹诈加大处罚力度，视情况罚款、拘禁甚至刑罚，以断受伤害者的妄想。当然这些都是在助人者确实没有肇事的前提下。一旦形成机制，还得宣传到位，深入人心。公安机关也需要完善取证机制，比如增加相关区域的监控。宣传导向上依然保持劝人为善，不应该是积极推动做好事留证据，过多的强调讹诈，强调取证，只能让人草木兼兵，筑起人心间的无形壁垒，有害无益。 (陆志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