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之一：社会舆论的支持

社会心理学表明，如果对某种行为进行大力提倡和褒奖，久而久之便会成为主流意识，人们便会自觉趋向于这种行为；反之，某种行为在社会中长期被贬斥和批评，那么这种行为就会被抑制与丢弃。一种行为的社会认可度，取决于社会舆论支持度。健康强大的社会舆论将会产生积极向上的 “舆论场”，产生强大的精神推力。社会舆论的方向与媒体的报道“选择”关系密切，有人认为媒体的“选择”只不过是呼应了民众的 “胃口”。即媒体热衷于揭露“丑事”，是因为民众有“审丑”需求。媒体“品味”取决于受众“口味”的逻辑，成为了部分媒体逃避社会责任的托辞。事实上，在“品味”与“口味”之间并没有“谁决定谁”的硬逻辑，更接近于真实情况的是：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无可旁贷。

■条件之二：社会制度的支持

从社会制度角度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好人好事有极大推动作用。路见危难，出手相助者往往会付出受伤、残废甚至牺牲的代价，若果能有完善的制度对英雄行为作出褒奖与补偿，将会有更多的人从善如流。但实际情况是，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缺席，将使英雄心寒，前行者却步。除了对好人好事予以制度保障之外，还应考虑对见义不为者予以惩罚。德国《刑法》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急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一年以下徒刑并课罚金。”西班牙《刑法》对此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果做好人后果代价高，事后又得不到社会承认、给予荣誉以及经济补偿，就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的人将见“义”而“不为”，在邪恶与危难面前畏葸不前。制度归根结底是集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控制，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对好人“涌现”现象而言，社会制度至少扮演了激励者、保护者和惩罚者这三重角色，它既激励好人好事，避免好人流血又流泪，又惩罚见义而不为者。好人好事只有以制度机制为引擎，才能获得“涌现”的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