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拆成为这个时代拆迁“最强音”的形势下，发生在武汉的这起拆迁本来可能“波澜不惊”，因为公众已经要被这样的新闻“折磨”得麻木和疲劳了，民众总是屡屡成为砧板上的肉，成为与拆迁博弈的牺牲品。但是，童贻鸿远赴北京“自首”的方式，却新鲜得让人大开眼界，无疑成为这个公共事件中特别吸引公众眼球的看点。因为这样的“自首”不仅费时，而且成本太高，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自首”的成本了。

童贻鸿难道是因为钱多得没处花，而故意这样绕圈子“自首”？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说不通的。童贻鸿这种“超常规”的“自首”方式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政府公信力缺失，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的本能反应。因为严重的对立情绪，童贻鸿无法相信当地政府能够公正地处理，也就不相信当地警方能够依法公正地处理，以致不得不不惜血本乘飞机“自首”，个中辛酸是不言而喻的。童贻鸿应该不是为炒作而故意制造新闻由头，而是万般无奈的“自首”下策。不管童贻鸿所犯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出现如此“自首”的方式，作为社会来说还是有值得反思的东西，也是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