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中国东南海岸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泉州人自古便向山要地、与海争田，特别是从海外贸易寻找出路，贾贩四方乃至漂洋过海拓殖创业，很早就探索出一种倚重海洋、以商工为主、农业为辅的外向型综合生计模式。

泉州面向海洋的历史可追溯到最早居民闽人，而从6世纪起泉州便有了与南海国家友好往来的记载。唐代中期，当“丝绸之路”历史由陆上转向海洋，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并称为中国南方四大贸易港，已经呈现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情景。唐末五代，泉州已蜚声中外，宋元时期更一跃为“东方第一大港”，帆墙林立，商贾云集，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洋贸易联系。中世纪四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玛黎若里、鄂多立克均见证了刺桐城的开放与繁盛。明清时期，泉州港因政策骤变而船去港空，泉州人转而“下南洋”，参与建构世界贸易网络。当历史的年轮碾过朝代更迭、时事变迁，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泉州人积压已久的拼搏热情再次激发，以特有的家族企业模式延续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与精神。

正因泉州在历史上的表现颇具传奇，学术界给予甚多关注，尤其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蒲寿庚考》后，引起学术界持续的研究兴趣。休•克拉克的《946—1276年间南的经济发展:社区、贸易和网络》、苏基朗的《刺桐梦华录》、肖好的《世界的货仓》、王铭铭的《逝去的繁荣》等，从不同角度对泉州古代经济史进行深入剖析和讨论。当代泉商的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等出色表现，被冠以“泉州精神”“晋江模式”，频繁出现在各种介绍文章以及刊物专著。不难发现，泉州被关注点多集中在宋元时期，尤其是宋元泉州繁荣的经济和海交史、海外贸易，虽然这些著作也涉及到海外贸易的商人，但更多时段的商人是被忽略的。聚焦商人群体、纵横千年历史的论著，尚无人涉及。此次福建省委统战部主持《闽商发展史》大型项目，给我们一个全面认识古今泉州商人的机会。通过这一次的撰写，迫使我们去广泛搜集相关的材料，也因此发掘出一些有一定价值的新资料。尤其像清代和民国年间，许多散存于各种碑铭、族谱、口述史,以及著作中大量零碎的商人史料。

本书所涉泉州的地域以历史上泉州建制沿革的辖区为讨论范围。唐武德五年(622年)，在南安设丰州，管辖南安、莆田二县。贞观元年(627年)，丰州撤消，南安、莆田二县并入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嗣圣元年(684年)，析泉州之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久视元年(700年)，又于今泉州鲤城置武荣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四县。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隶属闽州都督府。莆田、清源二县属泉州所辖。泉州名称以及建制自此开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晋江县东北部 16 里置惠安县。至此泉州领七县：南安、晋江、同安、德化、永春、清溪、惠安。

由于早期泉州的资料少,能够获取的商人资料更为稀缺,直至唐五代以后泉州社会面貌才慢慢清晰起来,所以,本书的上限从唐代开始,唐代之前的泉州社会我们仅做概述性的交代。下限延续到 2010年，以本书开始编著的时间为止。

本书共分九章，其中古代部分有五章，第一章论述唐五代时期处于城市起步阶段的泉州商人。五代统治者推行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许多泉州人到海外经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拥有不凡实力。面向海外的商业经济，将泉州从中国众多城市中推到人们的视线中。第二章讲述泉州极度繁华的宋元时期，商人们驰骋海内外，不仅将泉州打造为“世界货仓”，而且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南海和东南亚的位置，并直接到达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经商。第三章讲述明代泉州商人由于无法在福建沿海港口与其他国家进行合法贸易，纷纷以走私的形式冒禁出洋转贩菲律宾、日本等地，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开展迂回贸易或三角贸易。他们开辟了泉州历史上商人移民海外的第一个高潮，流传下来的爱拼敢赢精神和海外开辟的侨商人脉是一笔无法泯灭的财富。第四章描绘了清代时期泉州商人从三个方向开拓事业的历史场景。值台湾郊行迅速发展时，泉州商人横跨台湾海峡，以郊商的形式在台湾发展；下南洋在东南亚各国建立贸易网络；在广东十三行占据重要位置。第五章讲述在20世纪前50年的变幻时局里，泉州商业发展受各种内外因素左右，市场动荡不安，商人的正常经营秩序受到严重制约或破坏。商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商家面临着随时停业或破产，致使部分成功的商人纷纷转移财富至厦门等地或东南亚，剩下的大多为中小商人，巨商寥寥无几。

后面四章为当代部分，第六章讲述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泉州商人在时局多变和意识形态左右下，夹缝中求生存的发展情景。第七章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泉州商人从草根崛起，从“地摊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到民营企业的艰难蝶变，并最终发展为引人注目的“泉州模式”的过程。第八章讲述在市场经济激励下泉州商人发展产业集群，实施品牌战略，逐步巩固与发展泉州模式的过程。第九章专门论述泉州商会及同业公会组织，同时分析泉商文化精神及其传承与发展。当代部分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所以我们多以人物为线索和典型，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生动故事，来分析社会环境和泉商的性格、特征。

总之,本书的论述重点是商人群体,力求摒弃地方史、海交史或社会经济史的惯常写法,以“商人发展史”的叙事框架来反应泉州城市和商业经济的兴来变化,以商人活动贯穿始终。可以说,这是头一回撰写一部跨越千年的泉商专门史,并且通过商人的角度,审视泉州地方社会的变迁、国际视野,以及当代泉州商人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