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两起惨痛事件将留在许多美国人的记忆中：一起是美国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案，一起是“9·11”事件以来发生在纽约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10月1日晚，白人枪手帕多克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向一场露天音乐会开枪扫射11分钟，当场夺走59条人命，另有500多人受伤。10月31日下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籍男子赛富洛·赛波夫驾车在纽约曼哈顿繁忙的西侧快速路上撞击行人和骑车人，8人命丧车轮之下。

赛波夫行凶一个多月后，与时报广场仅一街之隔的曼哈顿港务局公交站又发生爆炸案。27岁的阿卡耶德·乌拉在这座每日客流量达22万人次的交通枢纽里引爆了绑在身上的土制炸弹。万幸的是，由于炸弹威力不足，最终仅造成包括嫌犯在内4人受伤。

人们注意到，“9·11”过去16年，有组织、大规模的恐袭在美国大为减少，但由个人策划实施的“独狼式”恐袭威胁则日渐上升。恐怖组织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受蛊惑的个人利用生活中的常见器材发动袭击，令政府部门防不胜防。乌拉用买来的常见材料自行制作简易炸弹，赛波夫只靠一辆租来的汽车夺走8条人命。纽约市警察局负责情报和反恐的副局长约翰·米勒坦陈，防范独狼式袭击“很难，且以后会更难”。他指出，过去恐怖分子策划袭击的过程中会同组织联络，反恐实际是情报战。但现在威胁来自个人，除非能“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否则几乎不可能预先掌握恐袭的情报。

纽约上述两起恐袭事件的嫌犯都是看到“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后萌生作案念头。当恐怖袭击从境外输入、大规模、有组织转向内生、零散、独狼式，美国既有的情报和安全系统如何有效应对，成为美国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港务局爆炸案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反应是再次强调收紧移民政策。他宣称，这起案件再次证明有必要实行更严格的移民政策，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移民政策漏洞潜入美国本土。但纽约两起恐袭的嫌犯均已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一份报告指出，“9·11”之后美国本土的恐袭事件中超八成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实施的。《华盛顿邮报》则指出，现在真正的挑战是如何防止已进入美国的移民极端化，特朗普的移民禁令和对穆斯林的各种指责让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与此同时，枪支暴力几乎贯穿了美国的2017年。1月6日，佛罗里达州东南沿海的劳德代尔堡机场枪击案致5死8伤；6月14日，距美国首都华盛顿仅约7英里的一处棒球场发生枪击，包括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在内4人受伤；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仅1个月后，德克萨斯一座教堂内又有26人命丧枪口之下。

每起恶性枪击案总会激起美国社会围绕“控枪”的争论。但现实是，全国步枪协会代表的巨大商业利益，深入人心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以及美国部分地区浓厚的拥枪传统，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注定了“禁枪”这一选项短期内几无实现可能。

另一方面，美国现行的枪支管理体系也存在漏洞。得州教堂枪击案的嫌犯戴文在空军服役期间曾偷窃枪支并试图对他人进行人身威胁，而被军方开除。由于空军未将这一情况告知司法部门，戴文得以通过背景审查，顺利购得枪支。此案发生后，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部分参议员罕见地共同推动一项旨在强化全国范围内购枪背景审查系统的立法，以防止类似戴文的情况再次发生。可见，撇开“禁枪”这一目前难有结论的话题，在封堵现行枪支管理制度的漏洞方面，美国政府仍然有作为空间。

面对难以驱散的恐袭威胁和层出不穷的枪支暴力，有分析指出，无论是反恐还是控枪，无论应对顽疾还是新患，归根结底都在考验着美国的国内安全治理能力。(马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