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六学者谈香港未来前景 论辩社会失序根源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按：非法的“占中”行动是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尽管在持续79天后落幕，但其阴影仍在。“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创伤是巨大的，往回看，围绕这场行动，围绕香港的发展和命运，都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采访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中国内地的6名关注香港问题的学者，今天的年终特别报道，为读者呈现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见解。这6名学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教授吴逢时，马来西亚前总理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胡逸山，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文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学者张建。

“占中”爆发的背景原因很多

环球时报：对于香港“占中”引发的纷争，有分析称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陈文鸿：表面看，“占中”与反“占中”之争是香港社会各界对普选有分歧，实质却是近年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回归17年，香港发展停滞不前，经济结构长期以金融为主，结果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下收入层扩大。在生活压力和房贷压力下，社会不满日增，年轻人的情况更为恶劣，社会似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

吴逢时：“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个观察一半准确，一半不。“社会动员”是的，尤其是从大规模游行、示威、静坐和公共秩序受损持续的时间看。但“政治分歧”并非只这次有。

香港政治过去20年经历了从集权到社会化的核心转变，从殖民政府走到现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政府，政党和公民社会都蓬勃发展。法治，政治架构开放，加上社会力量上升，在现代网络和通信科技支持下，2014年香港社会的动员当然就很迅速，普及面也广。香港目前的经历——政治权力的急速社会化——与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一致。如果能暂时撇开这次争论问题本身的讨论，应该看到香港社会和政治总体发展的一面。

卜睿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回归后恶化，并且，恰当或不恰当地，他们将此归咎于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支持北京的富人手中。他们试图通过寻求民主以降低这种集中。他们抗议是因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

马丁·雅克：2000年我在构思《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新书时，就在香港生活，同时关注整个中国的变化。所以14年后，看到香港发生的“占中”行动，我有特殊的个人感受。这一事件背后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多数港人并没有失去理性。所谓“占中”之争，是一些人对于香港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所致，加上外媒一些夸张甚至是曲解报道，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参与进去。

胡逸山：十几年前，我曾在香港陆陆续续生活过好一段日子，坦白说直到现在还怀念不已。爱香港之处，在于香港这种中西合拼、华洋杂处的氛围。然而，也许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东西方的各种社会理念免不了会在香港产生一些冲击。法治对上权威、民主对上集权、自由对上专制，各种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的这场风波里都被掏了出来。唯一东西方大相径庭的理念皆深受其害的，也许还是“均富”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在华在洋皆未能得以真正体现，在香港尤其如此。

张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虽然如此，仍出现了2003年的香港七一游行，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等。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被重点强调，而核心的“一国”则遭遇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这导致香港在对中央和内地的融合和认同方面缺乏制度上的设定，导致香港在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平衡方面出现差异，总以为“你是你，我是我”，忽视自身只是中央管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