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死亡战俘营”：高度专业性高死亡率

每个人都希望多分一点食物，成为一种本能反应

在饥寒交迫、生死未卜的战俘营里，多得到一点吃的东西就意味着多一线生存的机会。每天，战俘用木桶把饭食从厨房领回到营房，然后再分发给大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多得到一些食物，这已经根本无关私欲，而是饥寒交迫的战俘在生死抉择间的本能反应。

大家会推选出一个人负责分发食物，其他战俘排队依次领取食物，我就是分发者之一。干这份活的人经常会因为各种纷争干不了多久，可是我却一干就干到战争结束。我的“秘诀”很简单，那就是分发食物时，首先把自己的饭盒里盛上一份食物放在木桶旁，然后照此分给其他人。如果有谁质疑得到的食物少，他可以选择把我留给自己的换走，再把少的那份留下来。就这样，我的那份食物从来没有人拿走过。

给整日饥肠辘辘的人分发食物不仅让我赢得了战友的信任和尊重，更让我懂得了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我已经为自己在得克萨斯州公墓买好了墓地，墓碑上就写：“分发食物的人”。

在战俘营的经历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痛，中国朋友在苦难中给予我莫大帮助和关怀

我很幸运没有被疾病折磨致死。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工厂劳动。一开始干的活是在建厂房的工地上往脚手架上搬运砖头。厂房越建越高，脚手架也随之升高，站在上面已经能看到外面。每次走上去我都会刻意多停留一会儿，看看外面的过往行人。我心里清楚，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外面的中国人和我没什么两样，都是没有自由的人。

在工厂里我结识了中国朋友葛庆余。葛庆余在工厂的工作是保安。每天早晨，日本人对战俘进行完搜身检查后，葛庆余便把战俘从战俘营领到工厂。我时常会用刚刚学会的汉语和葛庆余打招呼，或简单地说说话。后来，葛庆余还找来一本英汉字典充当起两人交流的“翻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结束建厂房工地的活计后，我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拆解模具车床零件，待日本人拿去复制完图纸后，再把机床重新组装起来，然后把机床运到别的地方使用。我会趁机偷出拆下的轴承交给葛庆余，葛庆余再把轴承偷偷拿到外面去卖，然后买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缺少了轴承，日本人的机器肯定不好用，但是他们并没发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易”险象环生。厂区里有一个小棚子是葛庆余的工作室，平时严禁战俘进入。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去给葛庆余送轴承或者是去取葛庆余带来的食物，我进到这个小屋子里。突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葛庆余灵机一动，马上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把铁锹，装作给我示范如何使用铁锹，接下来该去干什么活，并转身告诉日本兵他正在给战俘分配任务，才把这个日本兵糊弄走了。

我知道，葛庆余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除此以外，葛庆余还是我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包括外面的战事及时局进展等，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和其他战俘顽强地活下去的勇气。

战俘营获得解放后，我高兴地来到葛庆余的家里做客，见到了葛庆余的妻子和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我和葛庆余全家游览了沈阳城，并彼此交换了纪念留言。我在留言中说，葛庆余是美国战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