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死亡战俘营”：高度专业性高死亡率

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死亡率的13.3倍

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曾是日军大肆标榜的模范战俘营，经常有日军宣传机构前来采访、拍照或拍电影，宣传战俘们生活得如何“安逸”。然而，战俘们的真实生活，却是劳役、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加上缺医少药和非人虐待，随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以美军战俘为例，他们在菲律宾战场被俘后，经历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和艰难的“地狱之船”的海上跋涉，身体状况已经极差。到达沈阳后，发生了大批战俘集中死亡的现象，仅1942年到1943年间，盟军战俘就死亡225人。国际红十字会驻东京代表朱诺在视察沈阳战俘营后确认，“他们甚至穿着衬衣和短裤，没有办法更好地熬过寒冷的冬天，许多人死于肺炎和反复发作的疟疾。”

1944年2月19日，编号为898号的美军战俘托马斯·布利斯特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作时被挤到电动车和厂房柱子间，右腿严重受伤。21日开始出现坏疽症状。由于战俘营医院缺医少药，就连基本的手术器械和手术室都没有，23日，布利斯特因气性坏疽不幸死亡。

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战俘冒死越狱。1943年6月21日，美军战俘麦林格勒、帕里奥蒂、查斯坦趁夜色越狱，朝沈阳西北约950公里处的中、苏边境方向逃跑，最终还是在内蒙古科左后旗两家子村再度被俘并押解回奉天，于1943年7月31日早五时半被日军枪毙。事后，日本通过瑞士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向美国通报此事，而这个信息辗转一年才被美国政府获悉。1944年8月12日，《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称，美国政府此时才第一次知道，还有美军战俘被关押在沈阳。

战俘营在选址时违反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营不得设置在军事目标2英里（约3.4公里）范围内”的规定，距离周边多家日本军工厂不足一公里远，这些军工目标一旦遭到攻击，极易牵连战俘营。1944年12月7日，美军B—29轰炸机大举轰炸沈阳城，战俘营周边的兵工厂和军事目标遭到打击，其间三枚炸弹误炸到战俘营，造成盟军战俘19人死亡，35人受伤。

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长达34个月的关押期间，日军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暴行从未间断，长期以来的虐待和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如此高的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盟军战俘死亡率的13.3倍，是不折不扣的“死亡战俘营”。

战俘中准将以上军衔的72人，校级军官476人

进入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势，遂将盟军高级战俘从台湾迁移至沈阳战俘营。日军此举不是单纯军事层面的举措，而是要挟持盟军高官战俘作为人质踞守满洲，企图负隅顽抗。

10月14日，在吉林郑家屯（今吉林双辽市）开设“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分所”，被关押的盟军高级将领中，准将以上军衔的72人，校级军官476人。同年12月1日，日军再度隔离出各个国家最高军衔的将领和文职高官16人及随员共34人，秘密转押至西安县（今吉林辽源市）的“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包括美军温莱特中将、美军爱德华·金少将和摩尔少将；英国的帕西瓦尔中将、希斯中将；荷兰的普鲁顿中将、巴克中将、利斯少将；以及印度红十字专员麦克雷（退役英军少将）、香港总督杨慕琦、马来联邦和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英属北婆罗洲总督史密斯、荷属东印度总督斯塔夏麦尔、苏门答腊总督斯皮茨、英属海峡殖民地大法官麦克艾尔文和马来联邦大法官杜鲁蒂。1945年5月21日，所有其他在押高官战俘被转到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关押，郑家屯战俘营关闭。

1945年8月16日凌晨4时30分，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足17小时，驻华美军代号为“北美红雀行动”的沈阳战俘营救援队员从中国西安空军基地出发，上午10时30分飞临沈阳上空。营救队员跳伞后解救并全面接管战俘营。8月20日，苏联红军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德弗申科将军一行到访战俘营并宣布沈阳盟军战俘营正式解放。

8月27日零时许，温莱特将军等高官战俘被解救回沈阳，并于当日撤往中国西安。1945年9月2日，在位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温莱特将军和帕希瓦尔将军受邀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日本投降书的签字见证人，麦克阿瑟将两支签字用笔分别赠予两位将军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