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日本情结”由何而来？

“日本情结”与当前台湾社会的认同异化问题

情结本身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对抗性的东西。台湾社会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遭遇，二战后台湾人在潜意识里一直对日本怀有特殊的感情。

（一）日本“亲台派”与台湾“本土”势力的结合

冷战结束后台湾社会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日间关系随之也发生很大改变。在大陆实力崛起的背景下，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除了向台湾社会输入“亲日”的政治意识形态，还以民间组织通过更多元的管道影响台湾社会的对日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台湾社会拓展影响力的纽带——台日间的民间组织，从台湾社会“解严”后，台日互动环境逐渐宽松，台日民间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台日民间组织的发展已比较成熟。如带有政治意味的日本民间组织“李登辉之友会”，一直是帮助李登辉在日本扩展影响力的在日“台独”势力。另一个在台湾有历史基础的民间组织——“高座会”，在1943年当时台湾有8000多名少年到日本神户接受训练。在二战后日本就有民间组织“高座会”，台湾是到“解严”后开始在各地组织当时去日本当少年工的那些台湾人。日本政府透过台日民间组织，保持日本在台湾的存在感，特别是透过台湾社会残留日本殖民统治的遗绪来拉近台湾民间对日本的“亲近感”。还有一些台日民间的公益组织，在台日双方发生灾害时双方都会很及时地给予说明，在危难时候相互帮助埋下情感是迅速拉近台日民众间距离的方式。

（二）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本土认同差异

20世纪内外因素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过程中，台湾人对其自身的认同也在自省。基于历史经验转化为个人记忆，个人在与社会的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对自我归属于哪个共同体进行反思，演变出当前台湾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台湾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不同的族群受日本统治的历史遭遇不同，对“日本情结”的认同也显现出本土认同的差异。

相对于二战后才到台湾的外省人，“解严”前台湾本省人的“中国认同”要比外省人低得多，陈光兴在《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中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间的族群矛盾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日态度上，本省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成为了与外省人对立的情感基础。所以，1980年代受过皇民化教育的本省籍人士李登辉上台后故意挑起族群矛盾发动增强台湾“主体性”的政治动员，把“去中国化”与“亲日”情感进行捆绑来扩张“本土”意识。接受“日治”概念同时突出以认识台湾“本土”为主的“乡土教育”成长的一代，“抗中.亲日”的思维成为当前许多台湾年轻世代的处事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与老一辈不同，现今不同族群的台湾年轻世代在“亲日”情感上已经没有像其祖父辈有那么大差别。本省籍年轻人受其祖辈对日本怀旧情感的影响，加上在“亲日”的环境下成长，对日本的特殊好感可想而知。而现今的外省籍年轻人由于与本省籍年轻人一样都在“亲日”的环境中成长，对于日本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由于他们没有像他们的祖父辈有遭受过日本人欺侮的记忆，他们对日本的好感程度已经与本省籍青年没有太大差别。

在台湾的发展史上台湾的原住民与本省人和外省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日据时期所遭受的统治与台湾本省人也有很大差别。日据时期在山里的原住民由原本带有歧视意味的“蕃”改名为高砂族。由于原住民的民族特殊性，日本对其统治更加严酷，实行所谓的“蕃政”。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许多原住民年轻人都被强制征收投入南洋战场和日本兵一起并肩作战，为“天皇”效忠牺牲的一部分高砂义勇队战士的墓碑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由于原住民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日据时期日语的使用更是成为了他们接受社会教化的主要工具，在日本战败后，许多原住民部落仍是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对于原住民民族的认同情感，林浊水在《共同体——世界图像下的台湾》一书中曾提及在统治台湾的“外来殖民政权”中，原住民感情最深的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