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日本情结”由何而来？

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成因探源

社会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乔治.米德的社会哲学中一个核心概念，在处理社会性时，他强调从旧的系统向新的系统过渡是事件的流逝的过程，并且强调这一个过程中，新生事物总是处于两个系统之中。1895年至日本战败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处于被迫构建日本“民族认同”的社会系统中，在二战结束后到台湾社会“解严”前这一时期的社会系统中，台湾人的“日本情结”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日本情结”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直到1987年台湾社会解除“戒严”，这一年是台湾社会形态转变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解严”后至今，“日本情结”逐渐在台湾社会不受排斥地突显出来。“日本情结”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开始就不断适应着台湾社会的变迁，每个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现实解读，以不同的形态适应着台湾社会的发展，成为了“解严”后发展至今的社会化问题。

日据时期对台湾人同化性身份的建构

殖民国对殖民地住民的“同化”，便是要改变殖民地住民的身份认同从而使其可以成为殖民“母国”在殖民地推行统治的协助者。日本对台湾人的同化可以分为，民族认同上的同化和对当时的台湾社会进行“近代文明”的普及。

（1）日据前中期——台湾人被殖民政府定位为“二等臣民”

1898年后藤新平出任台湾第四任民政长官，在台湾的殖民政策上他主张以“生物学原则”治理台湾，他认为台湾作为殖民地应该与日本国内有所区别，要因地制宜进行统治，即“差别统治”。在同化政策上其坚持“同化即是差别”原则。后藤强调教育的实用性，避免让台湾人接触政治性文化，他认为殖民地住民文明意识的觉醒将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2）日据后期——台湾人被殖民政府定位为“皇国臣民”

为满足日本的战时统治需要，总督府不再把台湾人定位为二等臣民而是要把台湾人同化为可以服务于日本推动对外战争需要的皇国臣民。在这一时期总督府藉以语言上的同化，强化台湾人在民族性上的认同，加快推进台湾人对日本精神上地臣服。1936年第十七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提出统治台湾的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翌年，总督府成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皇民化运动继承了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更加强迫性、激进化的方式加速对台湾人臣民性的塑造，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培植台湾人的皇民性。在这一时期由于台湾总督府对台湾人“同化”手段的极致化，许多台湾人在这一时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认同上的迷茫，甚至是精神上的折磨。

（二）二战后台湾隐蔽性的“日本情结”

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台湾社会的一切“日本元素”是被严厉禁止的，可是二战后很快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却被重新唤醒。二战后表面上全岛弥漫着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实际上暗涌着的“日本情结”一直从未消失。

蒋介石也是一个有“日本情结”的人，但是他的“日本情结”与台湾本省人对日本的历史情感并不相同，他的“日本情结”更多的表现为对抗大陆的一种政治性、军事性工具。二战结束后，蒋帮助甲级战犯逃脱罪行，还帮他们回到日本。这些人后来为报答蒋恩情，1950年由当年的侵华日军高官为主的“白团”秘密潜伏进台湾20年，帮助国民党提高“协防台湾”的军力，后来“白团”的主要成员也是二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重要来源。⑥二战后，除了上层政权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联系，作为日据殖民时期的亲身经历者，台湾本省人自然存有与外省人不同的对日情感。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以强制性、压迫性去除台湾人与日本有关的记忆，经历了日本同化教育50余年，日式思维已经是当时许多本省籍知识分子思考的工具，国民党全面压迫性地去除日本元素相当于阻断了他们的发展之路。同时国民党对日据时期遗留在台资产劫取也触及了一部分台湾本省资产阶级的利益。最终，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直接结果是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再次发生异化，日本元素成为了一部分台湾人反抗国民政府的手段，不少人把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直接与“中国”划上等号，致使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从日据时期之后再次产生疏离感。